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却什么意思却话巴山夜雨时( 四 )

有人考证，认为此诗是作者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七月至九月间，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时作。那时诗 *** 王氏已殁（王氏殁于大中五年夏秋间）。为此，也有人认为此诗是诗人寄给长安友人而非妻子。但李商隐入梓州，与其妻去世，均在大中五年夏秋之际，即使王氏去世居先，义山诗作在后，在当时交通阻塞和信息不灵的时代，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那么这首《夜雨寄北》，实在是一首伤心之作。诗人在巴山夜雨中对幸福的遥望，如果终究没能在现实里落脚，那它又是以怎样的伤痛结束？这一切今天的我们已无从知道，只是，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时，会不会感动于那样一种遥望？一边是天人永隔，一边还在浑然不知地深情遥望。在那音讯难通的时代，在那生离犹如死别的日子，他们的思念比之现代的情侣，是不是更深挚，更真切？
诗人是否得到他遥望的幸福，我们不得而知，他也再无交代，但是，他的诗歌至少描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在巴山夜雨那样的愁苦中，幸福，也是可以遥望的。（来源：五车书斋）
赏析五
在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的题目为《夜雨寄内》，意思是诗是寄给妻子的。从诗中“巴山”一语看来，诗写于巴蜀之地。李商隐曾经应聘到四川，任东川节度柳仲郢的幕僚，时间是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先于此一年，李商隐的妻子却已故去。给李商隐诗集作笺注的清代人冯浩，尽管认为诗题不必改作“寄内”（因为“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但内容却是“寄内”的。为此，他把诗的写作时间，推前至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按冯浩考证，李商隐这一年是在桂州（今广西桂林）郑亚的幕府。当年郑亚由于政敌的诬陷，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未去循州，由水路经长沙，于次年回到长安。冯浩认为在归途中李商隐曾经“徘徊江汉、往来巴蜀”，“于巴蜀间兼有水陆之程” 。《夜雨寄北》就是写在归途中经过巴蜀时。近人岑仲勉、陈寅恪曾经指出关于巴蜀之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其实，冯浩也没有说得太死。他含糊地说，李商隐这时到过巴蜀，“玩诸诗自见，但无可细分确指” 。可见，通常把《夜雨寄北》，说是李商隐寄给自己妻子的；这一说，似还可再斟酌。
李商隐的一生是不幸的。他刚刚踏入仕途，就被卷进了牛、李的朋党之争中。（牛，牛僧孺；李，李德裕。朋党，官僚集团。）852年随柳仲郢入蜀，实属迫不得已。仕途多艰，妻子早逝，心境是悲凉的。几年以前，当他在徐州卢循正幕府时，他颇为踌躇满志。“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赠四同舍》）到四川以后，这种乐观情绪消失了。“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他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甚至与同府的幕僚也没有什么交谊。《夜雨寄北》，写得一往情深，而且诗寄的“君”，关切地问着他的归期，他也盼著与“君”“共剪西窗烛” 。这个“君”，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以往过从较密；二，此刻仍有诗书交往；三，彼此心心相印。从现存的李商隐的诗文看来，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这样的“君”，那就是晚唐的词人温庭筠。李商隐在徐州幕时，温曾有诗“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 。李商隐在四川时，也有三首诗寄赠温。温的出身较李要名贵些，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但他也同样受到牛党令狐绹的排挤和压抑，晚年才做了方城尉与国子助教。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大概可以说，《夜雨寄北》，是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写给温庭筠的。这样，或许能更为精细地品味出诗中蕴含的情感内容。
“君问归期未有期”，诗一开始，就摆出了不可解脱的矛盾。归期的希望与未有期的失望，两相对立。悲怆沉痛，笼罩全篇。“巴山夜雨涨秋池”，表面上看，是即景点题。但是这一景象把归期未有期的沉痛情绪，渲染得更形象、更浓郁了。独在他乡异域的巴山，是秋天，又是深夜，又是夜雨。这一情境本身就是令人伤感的。尤其是“涨秋池”三字，秋雨绵绵，把池水都涨满了。诗人抓住了这一精细的而又富于生活实感的画面，调动读者的想像，似乎秋池里涨的不是秋水，而是诗人难以解脱的痛苦。
绝句虽属短制，但也讲究结构的技艺。前人有言，绝句大抵起承二句困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这首诗的第三句，就显示了这种工夫。“何当共剪西窗烛”，宕开一笔，从眼前跳脱到将来，从巴山跳脱到北方（长安），用示现的修辞方法，写出诗人的遐想。“共剪西窗烛”，可能溶化了杜甫《羌村三首》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诗境，但是由夫妇化为友朋，活用了，情味更浓。“何当”二字，意思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照应首句“未有期”，既有热切地盼望，又有难以料定的惆怅。在情意上，与前两句，似断非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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