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大的趋势 ， 我们总会往前走 ， 旧的生活方式会更新 ， 比如城市设施、景观、娱乐休闲方式都不可避免地改变 。 我希望提醒的是这种变化的速度 ， 是不是太激进 ， 太急功近利 ， “一窝蜂”地变 ， 翻天覆地地变 ， 会带来怎样的消极后果？我们太渴望变 ， 甚至是剧变 ， 但往往不是按照事物发展本身的逻辑 ， 把一些本来应该保护的东西抛弃了 。 有些地方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 开发肯定是成功的 ， 但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 ， 却是失败的 ， 因为真正的有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没有了 。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既要承认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 ， 也要负起我们的责任 ， 即提醒大家更多地关注那些不应该被迅速抛弃的物质文化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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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成都》 ， 王笛著 ，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0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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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吗？
新京报：在史学界围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曾经有过很多重要的争论 ， 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 。 你在茶馆的研究里其实也触及了这个问题 。 虽说在你看来茶馆具备了一个满足大家“平等交往”需求的公共空间的特征 。 但通过你自己的记述 ， 我们也发现 ， 单一茶馆内部也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 不同的茶馆也有着阶层的分化 。 你如何评价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特征？
王笛：首先茶馆是一个物质的公共空间 ， 就是说是一个看得见 ， 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空间 ， 普罗大众、三教九流都能在那里自由出入和开展公共生活 。 其次它也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空间 ， 这是从比较抽象的意义上来观察的 。 人们在此进行社会交往 ， 议论对国家大事的看法 ， 国家的许多政策也直接作用于这个空间 。 同时作为地方帮派组织的袍哥们在这里也有着自己的“茶馆政治” ， 比如用“吃讲茶”等方式解决邻里纠纷 ， 这基本上充当了基层的诉讼调解 。
我认为 ， 无论是从中国传统的“公”的概念 ， 还是从哈贝马斯的概念出发 ， 茶馆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公共领域” ， 在茶馆中有着极为明显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了争夺空间展开的博弈 。 国家利用这个空间施行控制、宣传 ， 各个社会组织和人群则争取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那份自由 。 当然 ， 茶馆展现的这种公共空间的文化和西方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 。
新京报：在这几本书当中 ， 你都旗帜鲜明地点出自己的这些研究大体上都属于微观历史的范畴 。 相对于宏观历史的研究 ， 微观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可能更为多样 。 我注意到你在《茶馆》《袍哥》中 ， 都用到了图像、文学等多种类型的史料 。 对于微观史、城市社会史研究来说 ， 对史料有怎样的要求？如何辨析、选取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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