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2017年 ， 我把社会主义时期茶馆的英文版最后定稿交给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并完成了那本书的中文翻译 ， 在书的序言中 ， 我无比轻松地写道 ， 这个课题“现在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 关于茶馆似乎在我这里 ， 永远都不会真的画上句号 。
新京报：在你看来 ， 历史学的这种田野调查中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你在前往做这个田野调查之前 ， 做了哪些预先的准备？
王笛：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 ， 训练主要是文献上的 ， 但是如果要进行田野考察 ， 就应该学习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时候 ， 我除了在历史系修两个方向 ， 还在人类学、政治学各选了一个方向 ， 这四个方向的共同学习 ， 开拓了我的视野 ， 具有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准备 ， 特别是为田野工作打下了基础 ， 这样第一次走进茶馆的时候 ， 就完全不会手足无措 。
当然 ， 社会学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 不过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 ， 已经对社会学进行过系统的学习 ， 在四川大学任教时 ， 甚至还开过社会学的课程 。 社会学家很看重田野中的各类数据 ， 我曾经也设计过问卷 ， 试图在茶馆中收集大量数据进行分析 ， 但是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 。 我把重心放在考察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活动 ， 公共空间中潜藏的政治、经济结构 ， 又如何影响人们使用这个空间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种使用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等等问题 。 除了采访老人之外 ， 有一段时间我就整天坐在茶馆里 ， 以一个茶客的身份去和来往的人们交谈 ， 并观察和记录人们的行动 ， 其实这种方法 ， 犹如把自己置身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场景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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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 王笛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年10月 。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 ， 过去在学术研究中 ， 我总是试图与我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 ， 把自己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 但是现在我认为 ， 这种站在研究对象之外的态度 ， 也不能绝对化 。 要打动我的读者 ， 让读者理解我的思考 ， “共情”也是有必要的 。 我们可以设想 ， 如果所研究的课题或者对象不能打动自己 ， 我们怎么能奢望打动读者呢？所以在最新的一本书里 ， 我把很多即时的感受融入历史的书写中 。 我把自己放到历史的场景之中 ， 并发表一些议论 。 这些议论 ， 既表现了我对历史的思考 ， 也有现实的关怀 ， 大概有点《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的味道吧 。 当我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 ， 和我“站在历史之外”的写作是不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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