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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文艺漫谈｜刀尔登：大隐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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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里的年轻司机放着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这座城市此刻正被雾霭包裹，街头是汹涌的人群和高低参差、新旧交杂的建筑。这座位于北京西南方，相距不到300公里的省会城市石家庄，给人最初的印象就是压抑的灰暗和密集的嘈杂，一切都是无序的，扰心的。
中国的评论家与中国的城市一样，灰暗嘈杂。任何一个作家透露出一点才气，他们都会急于把他或她与鲁迅、王小波或张爱玲相较，不论这个作家名副其实或者不符，这背后的心态都是急于在这个没有自信与信仰、没有方向与大师的年代，草草地把一个还在成长中的作家簇拥着推向舞台。追光灯起，明亮的灯光足以让舞台上的人失去视线与方向。很快，灯光和演出草草收场，舞台中人梦醒，已经忘了自己最初的名姓。
出过一本杂文集《中国好人》和一本小说《七日谈》的刀尔登也被如此推上了舞台。然而，刀尔登只是他随手起的笔名，这个名字在舞台上，但他更懂得和外部保持距离，他自谦这些作品都是仓促之作， “一旦写出稍满意的东西，真正处理个人经验的东西，我会署上真名，邱小刚。 ”
刀尔登在媒体专栏的照片里，是一个平头尖脸，目光严肃，双唇紧闭的中年人。可如果抹去他脸上的皱纹，挑出文章里的嬉皮和幽默，看到的是另一张面孔——一个顽童。
我们约在石家庄一条繁华的路上见面，他信步走来，高而瘦，皮肤粗糙黝黑，脸上带着笑。早闻刀尔登话极少，然而一瓶北京红星二锅头两人对饮，《七日谈》里那个自说自话的刀尔登便跃然于现实。
15岁从辽宁迁往石家庄，刀尔登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他和他的家人、朋友，和他的两只猫与植物，和他的书与酒过着“合理的生活” 。这种选择，是看到中国人活在“历史的附录中” ， “个人生活越发显得重要” ，刀尔登曾写道：“尽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我唯一敢于贡献的建议。 ”
1982年刀尔登考上北京大学， 1986年毕业后回石家庄在社科院工作，那里的工作环境很好，周围人对他也很好，但渐渐心生烦躁和疑问：“未知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 。一个人如果允许自己有这种状态，那他就失去了起码做一个三流作家的机会了。这个标准是后话，那时候他是拿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做标尺，想当一流的作家，后来想做毛姆、茨威格那样的二流作家， “现在想当三流了” ，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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