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潘玮琳︱历史学家的兔子洞——纪念史景迁先生( 三 )


掌声响起 , 穿过众人投来的目光 , 我的视线自然地落到最后排的一个须发花白、穿白衬衣的身影上 , 内心突然奇异地安静下来 。 我听到自己一字一句地说出发言稿上的话:
我的报告题目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废旧物资回收运动” 。 我想从一个年轻姑娘的故事开始 , 以此向在座的史景迁教授致敬 , 因为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
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朱巧娣 。 她出身在一个新中国的工人家庭 , 但不幸幼时生病 , 落下残疾 。 1968年 , 她中学毕业后 , 被分配到上海虹口区废旧物资公司 , 从事的是上海人俗称的“收垃圾货”的工作 。 她从最初的失落抵触 , 到忘我勤奋投入工作 。 1974年 , 被评为上海市商业工作先进典型 , 次年进京 , 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接见 , 随后在1978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人大代表 。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关朱巧娣的报告文学 , 吸引了我的注意 。 这是一个从世俗认定的卑微劳动中发现自我价值的正能量故事 。 它完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 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 ”(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按语 , 1955年)
2018年夏 , 我的第一本书《礼俗消费与地方变迁:江浙锡箔的物质文化史》出版 。 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 , 我从锡箔研究中 , 萌生出对锡的金属回收史的兴趣 , 于是转向研究现代中国物资回收体系的形成问题 。 当时 , 上海正推行新的垃圾分类回收政策 , 这个选题恰合时宜 。 两位共和国史方面的海外青年历史学者李悦歆(Jennifer Altehenger)与何若书偶然得知我的研究方向后 , 便邀我加入她们组织的工作坊 。 因缘际会 , 我便一脚跨入了“1949年后”的研究领域 。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 , 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出版物中对“综合利用”思想及其群众运动的描绘 , 带给我许多类似朱巧娣故事般的新鲜冲击 。 然而要理解这类故事 , 我感到还需要对共和国时期历史更深入的学习 , 需要查找阅读相关档案资料 。
这个报告的效果似乎还不坏 。 我知道是朱巧娣的故事 , 以及对群众性运动的描绘 , 帮我掩饰了对当时上海物资回收体系实际运作情况研究的不足 。
我们这一组的讨论结束后 , 金先生便带着史先生起身告辞 。 离开前 , 金先生向史先生正式介绍了我 。 史先生走路很慢 , 说话轻 , 也有些含混 , 穿着很随意 , 好像周末早上起床准备慢慢吃早餐的样子 。 与我在媒体照片上看到的形象很不一样 。 唯一不变之处大概是 , 身量很高 , 目光深邃清澈 。 大家三三两两过来与他们打招呼 , 没有面对学界泰斗的肃然 , 只有同事朋友间的亲切 。 若书说 , 乔纳森来真太难得了 , 他已经很多年没露面了 。 金先生笑着对她说 , 德妮丝 , 很抱歉 , 我们傍晚要“借走”玮琳 , 接她去家里小坐 , 然后送她去你们晚饭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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