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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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舴艋舟》——吴冠中
博学于文和变其音节
徐建融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力倡先贤所说的“行己有耻”和“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是从价值观上反拨文人无行的“恬不知耻” ，以重塑“天下为公”的士林正气；“博学于文” ，则是从学术观上反拨文人游戏的“变其音节” ，以重塑“实事求是”的学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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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博学】《老重庆》——吴冠中
“博学于文”的意思，是说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应该恪守各自的规范、标准， “述而不作” ，做好本职工作，无非是“术业有专攻”的意思。用闻一多的说法，就是按规范做事， “带着脚镣跳舞，并且要带着别人的脚镣” ， “见贤思齐”地跳舞。三百六十行都恪守本法把本职的工作做好了，则天下为公的理想也就得以实现。它的典型，便是《孟子》中提到的孔子尝为委吏（仓库保管员），所关注的是如何做好出入的账目，又尝为乘田（畜牧饲养员），所关心的是如何让牛羊茁壮成长。反映在绘画艺术上，宋代的士人如李成、李公麟、文同、苏轼等也都参与其事。他们无不恪守绘画“存形”的“本法” ，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物我交融，达到“有道（士人之所长）有艺（画工之所长）” 。苏轼努力地去做，却做不到，画成了怪怪奇奇、脱离形似的模样，他自认为这是“不学之过” ， “有道无艺，物虽形于心而不形于手” ，而决不文过饰非，自居创新之功。他还力斥扬雄以赋家的身份转而著经，不过是“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 ， “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 ， “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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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龙王潭》 —— 吴冠中
文人“变其音节”的学术观，便是不按规范做事，颠覆了规范做事，用甲事的规范来做乙事，无法而法，我用我法。最典型的反映便是文人画，后世奉为鼻祖的便是苏轼，而把苏轼自责的“过”当作了创新之功来加以发扬光大。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的鉴赏论，被篡改为“作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创作论。于是，形神兼备作为再现的匠事，不过是与照相机争功；真功实能的“画之本法”被斥为低俗，不过是没有文化的技术。什么才是高雅的好画呢？“论形象之优美，画不如生活，论笔墨之精妙，生活决不如画” ，根本在诗文、书法等“画外功夫” ，尤其是书法，更被奉作绘画的基础和标准， “书法即是画法”、“画法即是书法” 。术业在他攻，这就好比奥运会的长跑跑得快不过是与摩托车争功，而要想踢好足球的基础训练和评判标准应该以跳高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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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 —— 吴冠中
文人画概念的提出，包括把唐宋的读书人如苏轼等全部称作文人，是董其昌之后的事。在宋元，绝无文人画一说，而是称作“士夫画”、“士人画” 。宋代的士人，更明确表示：“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因为文人之才，有识者虽然怜爱，但其德行，则为世人欲杀。诚然，基于万物理相通的道理， “变其音节”的文人画，于教化大众的以“存形”为本法的绘画之外，创新出了一种以文人所擅长的书法为功夫的自娱的绘画形式。诚如闻一多所说：“中国画与书法发生因缘，是较晚的一种畸形的发展” ， “画拉拢字，使画脱离了画的常轨，而产生了我们这有独特作风的文人画” ， “但是以绘画论，未免离题太远了！”进而以此否定原来的绘画形式，则虽然与书法相通，但毕竟与书法不同的绘画学科，其自身的规范便被颠覆；而既然书法可以颠覆“存形”而作为绘画的规范，则行为、装置、观念等等又何尝不可以颠覆书法而作为绘画的规范呢？就像扬雄创新出了一种新的“经” ，怎么可以以此为标准来否定原来的经呢？文人做事，行为总是出格，离经叛道，标新立异，放纵不羁，又岂独画和经？其好处是创新，坏处则是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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