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青铜器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

以呈现江西吉安文物的展览“望郡吉安”日前在首都博物馆对外展出。吉安位于江西，古称庐陵。此次展览根据历史线索，分为“南国厚土”、“汇通南北”、“窑变千年”、“光耀庐陵”和“红色摇篮”五个部分。着重展示了新干大洋洲商代文化遗存、各色吉州窑瓷品、以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庐陵文化和井冈山。展览汇集了15家文博单位，共280件（套）文物展品，其中一级品数量过半。
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镇程家村的村民们正在为维护赣江大堤而忙碌，在背沙丘取土时，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圆腹鼎意外出现在沙丘之中。这是新干县大洋洲商墓挖掘的开端。小小的意外震撼了考古界，根据学者研究，该墓的发现改写了江南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史，将江南的文明史大大提前，刷新了学界以往对于“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认识。
这次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千余件文物，包括青铜器四百余件，玉器七百余件，陶瓷器一百多件。青铜器的数量之大，造型独特，堪称江南商墓之冠。作为南方青铜器的代表，新干青铜器具有商代的艺术特征，又有地方独特的审美。
本次展览的第一部分“南国厚土”就是基于新干大洋洲的考古挖掘，以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文物，回溯江南地区中华文明。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物中最有名的两件作品——双面神人青铜头像、伏鸟双尾铜卧虎，这次也来到首都博物馆。
不同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头像，新干出土的“双面神人头铜像”整体是中空扁平的双面面具，面具下方的方銎能够固定木柄。面具有着独特的长相，高耸的颧骨，上卷的獠牙，两侧还长着犄角，整体形象显得狰狞而神秘。面具的用途可能是作为当时的神器，信仰的子民们能够透过它与神灵沟通，具有神人合一的象征意义，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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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神人头铜像
新干大洋洲的另一特色则是“虎”的造型和纹饰，礼器、兵器、杂器上都可以见到。表现形象上既有写实立体雕猛虎造型、平面的线刻虎纹，又有图案化的抽象虎头纹，构成了新干青铜文化的猛虎特色。
有学者推测虎可能是墓主人家族的崇拜对象，或与其家族历史及传说有一定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虎与当地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关。一进入展场中，目光所及的第一件文物便是“伏鸟双尾铜卧虎” 。这件青铜虎以写实立体表现手法塑造，以阴刻线条刻画卷云纹。
因为外型讨喜可爱，该件文物曾被放在2010年的京港地铁的纪念票上，足以显示其重要性。展场中的“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也独具创意，双耳分别铸有伏臥的小老虎，圆鼎的扁足则是虎脚的造型。学者推测，新干虎形扁足鼎晚于夔形扁足鼎与鱼形扁足鼎，是扁足鼎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成果，亦属于“融合式青铜器”，其时代相当于殷墟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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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鸟双尾铜卧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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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
展览的第二部分为“汇通南北”，围绕着江西最大的河流——“赣江”开启历史的讨论，突出人文与地理的联系。公元前221年，秦军南征百越，派兵驻屯5里，随后经庐陵扩展延伸到赣江上游，赣江因而成为南北往来必经的通道。
千里赣江自古以来便是吉安的母亲河，孕育造就了庐陵古郡。西晋以来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庐陵地处江西腹地，相对安静，逐渐成为北方人民南迁的家园之一。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造就了独特的庐陵文化。唐代时，张九龄开凿了穿越大庾岭、南达广州的驿道，衔接着鄱阳湖与长江，赣江此后成为了岭南通往长江流域的南北交通动脉。至南宋，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汇聚在赣江沿岸的码头，集散各地，商贸繁荣。
吉安市博物馆藏的宣宗谕敕铜钟，为明宣宗六年（1432年）打造。铜钟的尺寸极大，是展场中目光的焦点。钟上有四块梯形铭刻，其中三块为佛家经文，一面则是宣宗的谕敕，说明了该钟是为赐予当时吉安府庐陵县新建的庙宇，特别命名为“广福”，愿寺僧们能诵经祈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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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谕敕铜钟
“江西窑器，唐在洪州，宋出吉州。”吉安自隋至元初称为“吉州”，永和属吉州，称永和窑外，也称为“吉州窑” 。吉州窑创于晚唐五代，发展、兴盛于宋。展览的第三部分“窑变千年”，展示了吉州窑中的精品与独具特色的黑釉瓷。

这些青铜器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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