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怎么读戊戌怎么读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只有在历经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之后，才能彰显其原初的意义，使后人得以窥知，它的发生与否，它的基本方向，都与后来的历史息息相关。在晚清民初时期，无论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这样的历史事件，并都镶嵌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之中。
然而，政治事件与文明事件不同。政治事件带来一时的政治变革，文明事件则引发长久的文明动荡。政治事件只影响政治本身，文明事件直接改变人心。因此，只有在文明发生根本性危机的时刻，政治事件和文明事件才可能重合，由政治事件引发而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对文明的信心发生改变，晚清民初正是这样的时期。
在文明的意义上，晚清民初是中国文明转轨、变更、革命的时代。这里所谓的“晚清民初”，定于甲午（1894）之后，五四（1919）之前。在世界史视野中，甲午海战只是一场“日清战争”，但对中国文明而言，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不但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直接动摇了士大夫的文明信心。胡思敬《国闻备乘》一书中，录张亨嘉答人问中西学优劣，云：“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州，再战而胜德。诸夷跂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摺、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从甲午战争开始，国势日衰，中国之“学”，也因之而衰。谭嗣同在1895年四月致信欧阳中鹄，提到：“昨晤陈伯严（即陈三立），亦云已令其子改业西学矣。”事实上，甲午之后的中国学术，开始进入一个全面转化时代，1896年，俞樾致信章梫有云：“方今新学日兴，斯文将废，诸君犹于风雨如晦之馀，鸡鸣不已，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斯文”即旧学，尤指经学也。在甲午前后，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已经充分表现，士大夫感受到非常明确的“新学”的强大压力，而中国学术开始进入一个通过重申古学以吸纳西学的时代。自戊戌变法开始的政治改革，正是对这一局面的真正回应。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革命思潮全面兴起，直至辛亥之变，清帝逊位，随之而来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大于文明意义，那么，新文化运动则更加表现为一场真正的文明革命，就此之后，中国文明之“体”全面崩塌，中国的轨迹也完全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戊戌变法的文明史意义，正在于以政治事件的方式，宣告了文明大变局时代的真正到来。随之而来的政治革命与文明革命，都是其逻辑延伸的结果。
就政治思想而言，戊戌变法虽名为“维新”、“变法”，但事件本身，内在地包含着多元化的思想。卷入这场变法的中坚分子，所持的立场并不一致。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寅恪对变法“不同之二源”的概括，对理解戊戌变法，极为切要。无论是对康有为，还是对陈宝箴而言，戊戌变法都不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维新，不只是政治措施的变化问题，而且关系着中国的文明转型，而思考这一文明转型，实质上便是直接面对中国往何处去的根本性问题。陈寅恪从“源”的角度考察戊戌变法，正是从文明内部考察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康有为、陈宝箴在变法过程中互相呼应，但是其理论基础本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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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理论根源，是经过他改造的《春秋》公羊学，尤以孔子改制之说为重。孔子改制，本为今文经学“素王”说的政治翻版。对康有为而言，《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小康之世只能行君主立宪，大同之世才能实行民主制。而对当时而言，君主立宪制已经是一种极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其激进正来源于康有为的学术理念。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认为，上古茫昧无知考，三代只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产物，他说：“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托之于三代先王以行之。若谓圣人行事不可以依托，则是以硁硁之小人律神化之孔子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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