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怎么读戊戌怎么读( 三 )

在康氏看来，孔子是文明的立法者、大地教主，保教是一切改革的前提，甲午之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变法的意义主要便在于学习西方富强之术，以行孔教。康有为的理论中，保教是他所理解的以三世说为基础的孔教，保国的“国”，不是大清帝国，而是以君主立宪制为政体的现代主权国家，康有为的反对者言其“保中国不保大清”，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学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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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在戊戌年间，虽然有“两条路线”的争论，不同派别的共同参与，使这场百日维新具有了标志性意义。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戊戌变法的失败，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激进化的过程，导致了革命思潮的进一步兴起。满汉民族矛盾不断强化，国粹派如章太炎出于排满而主张政治革命，康门弟子如梁启超等人转而支持革命派，邹容等则不但要求政治革命，而且要求更加全面的社会革命，自此之后，清政府所进行的新政已经不能追赶上革命的脚步，可以说，戊戌变法变成了中国渐进改革的最后一次集体努力，而变法的失败也因而成为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第一推动力。其后，张之洞等人虽然继续主持晚清新政，但自后观前，戊戌之后，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已经没有康有为、张之洞他们真正的位置了。
两个甲子已经过去，中国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共和革命，张之洞意义上的“中体”，康有为意义上的“孔教”，都已经被革命冲击得七零八落。今天重温戊戌变法的意义，在政治上，主要是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在学术上，主要是重新理解甲午之后、五四之前的晚清民初学术，在文明的连续性的基础上，重建对中国文明的理解。
作为政治事件而言，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一个不断摆脱中国固有文明的过程。但经历两次大革命之后，要重归中国文明，把这一历史过程纳入中国文明救亡图存、自我发展的历史叙事之中，便必须采取一种反思的视角来看待这一过程。而五四以来的历史叙事，则完全把甲午之后，五四之前的二十多年看成过渡阶段，把这一时期的思想与人物都看成过渡时期的思想与人物。
在这种视角的影响下，最大的问题便是导致晚清民初这段历史、思想的复杂性被五四之后的启蒙话语遮蔽了。五四启蒙话语，指的是理解现代中国的种种观念预设，像科学、民主等等。新文化运动之后，这套话语和思维，成为了中国学术的主流，也就是说，后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基本上是在五四的脉络中展开，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中国现代学术格局。而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格局中认识、理解中华文明的。
但是，要深化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在五四以来的这一脉络中理解中国的模式有其不足之处。甚至可以说，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文明，五四成为一个瓶颈。如果绕过五四，回到晚清民初，可以发现，这个历史时期，是新旧交接的时代，是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章太炎他们这一拨“不新不旧”的人的时代。他们这一代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既能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化，又能站在中国自身的立场上看待西方，接受西方某一部分的思想，而后提出他们的理论的一代人。
这个群体的学问之中，有对传统中国和中国未来两个方面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眼里未来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也就是说，“中国”本身自有延续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站在传统中国、传统文明的内部看西方，他们对西方的态度，是反思性地接受，虽然有反思的程度差别与接受的程度差异。而我们则是在一个已经经过两次大革命之后，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看古代。如果不体察我们与晚清之间的这种错位，可能无法真正深刻地认识晚清。现在有许多人还认为，晚清学习西方，学得太肤浅，跟我们今天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但事实上，即便像康有为、章太炎这些比较激进的人物，他们所接受的“粗糙”的西方思想，一旦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就发展出一套惊人的有力的理论。而这套理论的背后是中国的文明传统，中国的文明传统的核心还是在经学之中。
作为政治事件的戊戌变法，只是晚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一个环节。但是作为文明事件的戊戌变法，却是不同立场但都秉承完整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们，立根于传统吸纳西方，而进行的一次政治努力。而且，对我们今天而言，他们的学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无明确对于文学、历史、哲学这样的西式学科划分，因而可以比较整全地思考中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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