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的近义词启示(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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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新或旧、严肃或类型？二元视野正失去有效性界面文化：在你看来，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作为一种通俗小说，和当时的严肃文学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战玉冰：这里面包含着一系列有趣的学术史问题。首先需要辨析一组概念，我们现在所说的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或者纯文学/通俗文学的二元区分，其实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发展成型的说法。回到民国时期的文学现场，当时被建构出来的一组二元对立是五四新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侦探小说被划分在“鸳鸯蝴蝶派”阵营之中。
当侦探小说最初进入中国时，是被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作为“新小说”来进行翻译和推介的。当时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科幻小说等都是西方现代小说类型，对这些小说的引进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改革和发展的。从梁启超、林纾，到刘半农、程小青，都曾说过读侦探小说有利于启发民智、改革司法，或者提高警察办案效率，以及增强一般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等等，他们强调的是侦探小说的“新”和“有用”的价值。
而作为“新小说”的侦探小说在“五四”之后则被归入到“鸳鸯蝴蝶派” ，沦为了“旧小说” 。从实际内容上来看，把侦探小说和徐枕亚、张恨水等人创作的典型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归为一类显然是有问题的，他们彼此间的差异要远大于共性。换句话说，所谓“鸳鸯蝴蝶派” ，并不具备某种文学本体论上的一致性，而是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被不断建构出来的。在这里，他们突出的是侦探小说的“旧”和“消闲”、“游戏”等面向。
其实，无论是说侦探小说的“新”和“有用” ，或者批评它“旧”、“消闲”、“游戏” ，都有其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合理性。我们也需要注意，这里无论是说侦探小说“新”或“旧” ，都有其潜在的文学参照系，即它是相对于中国传统小说或五四新文学而言的。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有时会刻意回避使用“通俗文学”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提法其实还是没有走出五四新文学的阴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论证的观点好像永远都是通俗文学其实也不比五四新文学差。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使用“类型文学”的概念，强调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自身内部的形式特征和发展轨迹，并且也可以像之前所说的，将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放置于侦探小说世界旅行的背景之下来展开考察。
这里还需要两点补充：第一，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侦探小说和与其同期的五四新文学，以及言情、武侠小说等等，共享了同样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政治语境，因而具有某种相关参照的可能性和比较研究价值。第二， “类型文学”的概念自身也带有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意义内涵，即我们必须承认，通俗文学这个概念本身还是很准确地揭示出了这些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消费市场和市民读者取向，只不过除此之外， “类型文学”更强调这种文学形式独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谈到作家小白的作品《租界》《封锁》等虽然是以谍战小说为内容取材和类型框架，但本质上是“反类型”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些文学作品看起来是犯罪题材，但大家从来不说它们是推理或悬疑，而是直接将其纳入严肃文学。在你看来，类型小说与文学的边界在何处？
战玉冰：我们所说的类型小说与严肃文学的分野，或者说雅俗分野，其实是各种话语不断建构之下的产物。这种建构确实能揭示出历史上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态势，但并不一定具备长时段视野下的解释力。比如从莎士比亚戏剧最初上演到后来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俗变雅的动态过程与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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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作家其实是在通过自己的创作来不断打破这种分野。小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之前写的小说多是谍战题材，但我们不能仅仅把他归类到谍战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之中，他作品中所带有的知识分子的、先锋的甚至后设意味的写作倾向，完全是严肃文学的，但他小说中的基本题材内容与情节推动方式又是类型文学的。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不少，比如近些年很火的“东北作家群” ，双雪涛、班宇、郑执作品中所触碰的核心内容，是时代转型之下的个体创伤性回忆，是典型的严肃文学，但他们进入这段回忆的写作手法又往往是基于犯罪小说的悬疑框架，通过对罪案真相的找寻来恢复记忆与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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