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莫高窟，看最美敦煌(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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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第3窟是西夏晚期开凿的洞窟，图为西壁南侧的《普贤变》| 敦煌研究院供图到了1914年，斯坦因再次返回敦煌时，清王朝已覆灭了两年。他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了570件藏经洞写本。他的行事同样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和先后接踵而至的法国、日本、德国、俄国考察队一样，他们都捆载而归，敦煌文物大量流失海外，进入这些国家的博物馆。陈寅恪先生如是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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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从藏经洞搬出经卷时的情形 | 敦煌研究院供图100多年前，有着截然不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斯坦因与中国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藏经洞的相遇，也是两人背后两个世界的迎头相撞。那一刻，是20世纪逐渐成为显学的“敦煌学”的戏剧性开始。两年前，当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对“斯坦因爵士”的介绍和从敦煌运至这里的珍贵馆藏时，我的情感很复杂。作为具有身份认同感的人类，与古代祖先相连的屈辱和自豪感，从集体潜意识里浮现，触动了我的情感；而作为那些保存得很好、安详陈列于此的物，它们通过被不断深入的研究，一直在述说着远古的故事。在大英博物馆里，它们的述说和其他展厅里来自其他地区藏品的述说对话着、交流着、呼应着，寻找着彼此身上的相似性和独特性，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话语。不得不说，19、20世纪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历史的民族国家，以及那些通过民族国家和殖民地网络收集而来的藏品，却并未在这里仅仅讲述关于民族国家的故事。敦煌遭遇那场劫难百余年后，历史硝烟已渐渐散去。对敦煌的重新发现，以及随着考古学发展在西域、中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复苏的新知，逐渐改变了我们的地理观念——它不断突破过去的界限和障碍，让我们将自己的位置放于越来越广的世界地图中，不再以脚下的土地为中心。近代的胜利者欧洲人也认识到，世界的中心并非一直在地中海，里海、八剌沙衮、大马士革、喀布尔、巴格达、伊斯法罕、撒马尔罕、敦煌……都曾是“世界的中心”。而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与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亚欧大陆，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许多帝国曾在这里兴盛和衰亡；这里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宗教的发祥地，印欧语、闪族语、汉藏语、阿尔泰语、突厥语、高加索语混杂在一起。它如此复杂地交织，贸易、宗教、文化的交流，也伴随着财富、暴力、疾病和灾难的蔓延。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这个陆地交通如中枢神经系统般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称为“丝绸之路”。而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一颗绿洲明珠。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再没有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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