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王安石明妃曲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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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写下了著名的《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本年曾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提出了一系列变革政治的措施，但并未引起仁宗注意，还引得执政大臣不悦，心中郁积着失意落寞之情，诗歌借咏“明妃”，实际也是在浇自我之块垒，故诗歌主题能够超越以往诗人吟咏昭君的窠臼，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深刻的人生思考。所谓“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如此大胆决绝的议论，抒发的正是诗人怀才不遇而又不甘埋没的奇崛不平之情，以及君王见弃而不肯自弃的自尊与自傲。
王安石此诗的卓荦不群立刻引起了诗坛的轰动与回应，一时之间，诸如欧阳修、梅尧臣、曾巩、司马光、刘敞等一众诗友各逞才思争相唱和，蔚为盛事。尤其是欧阳修，他对自己的两首和作非常满意，视为平生最得意的作品，曾于酒后对自己的儿子夸耀说，“《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我能之也” 。才学相当的诗友常能在唱和中激发出对方的创作潜力，欧阳修对他本人所作《明妃曲》“凌跨李杜”的自得与自诩，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王安石原唱的不同凡响。
王安石的《明妃曲》很快就从京师流传开去，十五岁的黄庭坚随舅父李常拜访在颍阴的王回（字深父）时，就已读到此诗，并向王回讨教。王回是一位精通儒学的学者，亦是王安石的好友，但他对《明妃曲》却颇有微词，主要是因为诗中“人生失意无南北”之句，被他认为是不辨夷夏之语，有违儒家圣贤的微言大义，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怎么能说“南”与“北”、也就是华夏与夷狄并无不同呢？不料虽然年少却更有诗人气质的黄庭坚并不以此言为然，他不认为王安石此诗蕴含什么“华夷之辨”问题，而认为诗歌无论在立意还是文辞上都已达到了“无遗恨”的高度；但王回借以引申出来的“大义”，又不便止以诗歌艺术的精深超妙予以反驳，于是便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也引圣人之言给予化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思是说圣人居夷则化夷，何尝有固执不变的夷与夏，所以又何必执着于“华夷之辨”呢？
这段小争议以儒家学者王回对少年诗人黄庭坚的由衷赞叹而告终，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王回这种“微言大义”式的阐释视角，却为《明妃曲》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式。当然，王回作为王安石的好友，并没有恶意攻击对方的意思，他只是以较为保守狭隘的经儒眼光而非以诗人的审美眼光读诗，故此对诗意造成了“过度阐释”的曲解。无独有偶，大约在北宋后期，有一位名叫木抱一的太学生也对王安石的《明妃曲》提出批评，他说诗歌可以怨刺，但不能失掉儒家的雅正之义，像王安石这样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人生失意无南北”，那么西汉投降匈奴的李陵也就情有可原，并不违犯“名教”了？他还举司马光的《明妃曲》唱和之作为例，认为其“词严义正”，比王诗要有益名教得多，并推荐太学同学们读司马光诗。
如果说像王回、木抱一等人对王安石《明妃曲》的解读，是以“经学”眼光来看待“文学”，故此显得不伦不类、迂腐可笑的话，那么，随着北宋为金所灭，民族矛盾开始转化为宋朝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当南宋朝野上下一致讨伐王安石为“祸乱之源”时，对《明妃曲》的解读，就进一步被赋予了挥之不去的“政治内涵” 。

千年王安石 明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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