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王安石明妃曲( 二 )

最先对《明妃曲》提出“严正声讨”的是范冲和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八月，正负责修史的范冲入见宋高宗，君臣二人对如何清算王安石的“历史罪责”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王安石变法破坏了祖宗法度、国家之本，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在此过程中，高宗提及了王安石之“奸”，范冲立即回答道：当年程颐曾与臣论王安石祸乱天下最严重的就是败坏了天下人的人心，臣当时并未省悟，直到如今才深有同感。就如很多诗人都写《明妃曲》，皆以昭君离别汉朝流落匈奴为“无穷之恨”；而王安石的《明妃曲》却道“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若依此意，那么像刘豫那种屈膝投降、无父无君的恶贼，也就没有什么罪过了。如今那些背弃君父之恩，甘心为贼寇的人，都合于王安石此诗表达的意思，这正是说他败坏了天下人人心的原因啊。
【千年王安石明妃曲】范冲对《明妃曲》的阐释，是在南宋朝廷全面批判王安石的历史语境下进行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范冲是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范祖禹在哲宗朝因反对变法而谪死岭表，范、王实可谓世仇。了解了这些背景，就不难理解范冲何以对《明妃曲》作出如此解读了。当然，奠定舆论导向基调的关键人物还是宋高宗，所以范氏的评价是在“上又论王安石之奸”后才进一步展开的；而通过范冲的评价，就更加坐实了宋高宗对王安石之“奸”的论定，配合了朝廷官方对王安石的历史定位，从道德与政治上全面打倒了王安石。
与王回等人不同，范冲对《明妃曲》的解读并非“误读”，而是赤裸裸的歪曲，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陷；但在南宋民族矛盾加剧的特殊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官方刻意将民族危亡归咎于王安石的舆论导向下，范氏所论却极容易煽动起人们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故响应者大有人在。比如罗大经就将王安石的《明妃曲》与白居易的《相和歌辞·王昭君》作了比较。白居易诗是这样写的：“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这是古人吟咏昭君诗常见的一种主题，即“恋恋不忘君”之意；通过对比，罗大经向王安石发出了“灵魂叩问”：既然说“人生乐在相知心”，那如果“心不相知”的话，臣子就可以背叛其君，妻子也就可以抛弃其夫了？这是何等“悖理伤道”的言论，与白居易诗的思想境界相差何止万里！
还有人将《明妃曲》与王安石的其他议论相结合，于是愈发印证了其人的“心术不正”，如邵博就发掘出了王安石对冯道的评价，并结合《明妃曲》一诗，指出王安石的“肯定冯道”是其来有自的。冯道是五代时的达官显宦，历仕四朝十帝，欧阳修骂他“无廉耻者”，司马光更斥其为“奸臣之尤”，而王安石却有不同意见，他肯定冯道身为宰相而能“屈身以安人”的历史功绩。其实欧阳修、司马光不齿冯道是就人格气节方面而论，而王安石“雅爱冯道”则是就其辅政安民的事功方面着眼的，他们对冯道的不同评价是由于立论角度不同的缘故。邵博并没有对此作具体分析，而是简单抓住王安石曾肯定冯道的言论，再与《明妃曲》所谓的“悖逆”之言串联在一起，于是更加证实了王氏的“心术不正”“坏天下人心术” 。
南宋时，还有人重作《明妃曲》，以此来表达对王安石的不满，当时临江有个叫徐思叔的小诗人就写了一首《明妃曲》，欲以正王诗之视听：“妾生岂愿为胡妇，失信宁当累明主。已伤画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虏。琵琶却解将心语，一曲才终恨何数。朦胧胡雾染宫花，泪眼横波时自雨。专房莫倚黄金赂，多少专房弃如土。宁从别去得深嚬，一步思君一回顾。胡山不隔思归路，只把琵琶写辛苦。君不见，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无嫌嫁盘瓠。”徐诗针对王诗的“夷夏不辨”“无父无君”，极力渲染民族意识和忠君思想，遂得到了时人的认可与赞许，并由此出了名。
自范冲以“诛心”之法批驳《明妃曲》后，此论就因堂而皇之地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影响极其深远，对王安石《明妃曲》的歪曲解读遂也成了一桩历史公案。放眼整个南宋时期，很少有学者敢于挑战“大义”而对范氏所论提出异议。《王荆文公诗注》的编撰者李壁，或许算是为数不多的个例。他在笺注《明妃曲》时，先大段征引了范冲对高宗议论此诗之语，随后提出自己的见解：王安石作诗时只是出于诗人对新奇的本能追求，所以才有那些大胆的、前人所未道的议论，并不是有意要破坏“夷夏大防”或“君臣大义”；范氏攻讦荆公“心术不正”，实有罗织附会之嫌。但李壁也闪烁其词地承认“（荆）公语意固非”“不知其言之失”，即是说王诗本身也确实容易产生歧义，从而招致非议。由此可见，李壁虽然有意对《明妃曲》的曲解和荆公的人格进行辩诬，这已属难能可贵了，但他还是不敢彻底否定、推翻范说，由此更加证明了范冲之论的影响之大。

千年王安石 明妃曲( 二 )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千年王安石明妃曲(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