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王安石明妃曲(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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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像
直到时代更晚的刘辰翁评点王安石诗时，才对《明妃曲》稍稍恢复了“文学”的解读。他解释“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几句，是昭君家人宽慰远在塞外的昭君之语，是王安石代拟其家人寄言而非诗人本人所发之议论；这样，“人生失意无南北”读起来就“但见蔼然”而“无嫌南北”了，因为诗中表达的是感人至深的亲亲之爱，这种普泛之爱是超越地域和民族的，是不分南北或夷夏的，是人情之常。至于“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刘辰翁解释说这是正话反说，就像《诗经·小雅》中的《小弁》一诗，“怨”的本质实际是“亲亲”之“仁”；所以这两句诗道尽了被君王疏远的孤臣的哀怨，读之可以令人断肠；认为这两句诗是“无君无父”之意的，实是不懂诗人之“怨”正是“忠”的体现。刘辰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不受那些利用历史是非将王安石“小人化”的议论的影响，而以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学批评态度来看待王安石的《明妃曲》，对此诗作出了比较公允的阐释和评价。
从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对王安石《明妃曲》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诗如其人”的评价倾向。在宋人看来，“诗”就是诗人的“心中事”，换句话说，诗歌表达了诗人的志意、反映了诗人的心术。受此文学观念影响，宋代诗人固然更加注重个人修养与道德追求，但在批评鉴赏领域，它也容易带来重教化而轻审美、穿凿附会等迂腐之论的出现，结果就会出现将诗品与人品牢固地捆绑在一起，由此达到褒扬或批判目的的情况。宋人通过批判王安石之“奸”而揭露《明妃曲》的“心怀异志”，又通过批评《明妃曲》的“险恶”进一步坐实王安石心术的“奸邪”，由此形成了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荒谬的阐释怪圈。尤其是，当这种阐释方式脱离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理性探究，而羼杂了党争倾轧、政治清算等复杂因素时，其带来的恶劣后果，就不仅仅是对文学审美的破坏，更还容易沦为党争、政争时打压对手、杀人诛心的手段和工具。宋代出现的大量“文字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范冲、宋高宗之流想要极力证明王安石的“奸邪”，但他们还没有丧心病狂到将王安石的大多数诗歌都锻炼成狱的地步。实际上，并非没有人这么想过，据《龟山语录》记载，杨时的某位弟子就曾说：可以从王安石晚年诗中作“讥诮神宗”的注脚而定其“谤讪宗庙”之罪。杨时是程颐的弟子，程门与荆公新学有学术大道之争，杨时本人就曾向宋钦宗痛斥王安石“心术不正”“邪说害人”，但他对弟子提出的这种通过“文字狱”打击对手的方式却极力反对并加以申斥。正如杨时所说：君子做事，当遵循道理，不能因为当今人人都去揭发别人的诗文谤讪朝政，我们也便去学他；况且以“谤讪”罪名禁止人规谏朝政、言论得失，乃是“无道”的表现，更加不能效尤。可见杨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一旦以深文周纳的方式牵扯出浩大无休止的文字狱，并由此形成一种政治上的惯例的话，造成的灾难将不仅是某个个人的，而是整个文人士大夫集团的。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态，所以整个南宋时期将王安石贬斥为“小人”或“奸臣”的议论声虽不绝于耳，但像范冲评《明妃曲》那样以“大义”名分攻击他人心术的论诗方式（类似情况或许还有《商鞅》一诗），却较少发生在宋人对王安石其他诗歌的评价上。恰恰相反，当宋人摆脱了党争、政治等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以较为纯粹的文学眼光看待王安石及其诗歌时，就呈现出了一派完全不同的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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