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八卦到《周易》最后成书 ， 估计至少经历了上千年时间；但鉴于八卦与《易经》已经结合得如此紧密 ， 我们不得不将其视为一体：卦不离《易》 ， 《易》不离卦 。 《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 ， 两千多年以来 ， 注释的著作汗牛充栋 ， 不胜枚举 。 但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 ， 却仍然是云山雾罩 ， 扑朔迷离 。
干燥的风 ， 挟着丝丝泥土的味道 ， 摇动着山腰低矮的松柏 。 温暖的阳光 ， 穿过历史的烟尘 ， 晒在这略显贫瘠的土塬上 ， 留下了斑驳的影子 。 除了山下偶尔驶过的汽车 ， 这土地一如数千年前沉默安详、质朴木讷 。 我暗自思忖 ， 当年先民们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生存状态下 ， 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受到怎样的启示 ， 才创造了一个如此玄奥、高妙的体系呢？
真正的自由是对必然的把握 。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 ， 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 ， 首先必须把握对象 ， 同时更需要把握自身 。 几乎所有的民族在文明肇始的时期 ， 无一不会创造出或此或彼的“神”来 ， 希翼着通过对神的崇拜、祭祀、对话来达成目的 ， 影响世界 。 当然这个神也分为两种 ， 一种是意志之神 ， 也就是将“神”设想为一种能够掌控自然却又与人类自身一样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存在者 ， 这一般会导向迷信 ， 会致使人们在追求利益与自由的道路上最终沦为“神”的差役或奴仆 ， 印度的婆罗门教即是如此；而另一种则将“神”设想为一种冷峻无情的普遍必然性 ， 这就会导致自然神论 ， 间接唤醒人类的理性本能 。 伏羲、周文王创立发展的易卦则属于后者 。 《易经》洋溢着的理性精神 ， 经过老子与孔子的中介后 ， 形成了中华文化重历史、重现世、重实践的基本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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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周易》被认为是卜筮之书 ， 易卦最初确实是用来进行占卜的 。 但是为什么《周易》能够用于占卜呢？《系辞·上传》中有个笼统的回答：“《易》与天地准 ， 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 仰以观于天文 ， 俯以察于地理 ， 是故知幽明之故 。 原始反终 ， 故知死生之说 。 ”至于为什么《易》能够“与天地准” ， 此处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 本质而言 ， 占卜也是一种判断决疑的方式 ， 在人类的科学知识储备极为匮乏的情况下 ， 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 而凡是判断 ， 不论正确与否 ， 必定牵涉到“是”或者“不是” 。 八卦中阳爻与阴爻的作用 ， 类同于命题判断中的肯定与否定 。 不论是八经卦还是后面发展出来的六十四卦 ， 其实都是一种事件因素分析的模型 ， 八经卦是三因素分析模型 ， 而六十四卦则是六因素分析模型 。 依据占卜的目的 ， 每个因素的有利或者不利 ， 在模型中就表达为阳爻或阴爻 。 离开主观的心灵 ， 天地万物不过是一片混沌 ， 正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 。 也就是说 ， 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 ， 可见的感性万象是运用时间与空间的经验直观形式加以裁割之后 ， 个别的东西才能清晰地“是”起来 。 《易经》的好奇心没有在个别事物的本质问题上盘桓 ， 直接忽略了具体分别 ， 而迅速将所有表象都加以高度抽象 ， 直接用阴爻与阳爻加以表达 。 这与西方主客分立的概念思维用量、质对存在加以界定表述大为不同 ， 《易经》中爻的判断者是“在场者”而非“观察者” ， 是以一种天人同构的形象思维的方式着眼于事物的关系（阴阳两爻并不是概念而是形象） 。 正是从这种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出发 ， 才可能实现“《易》与天地准” 。 这种类比性的象思维 ， 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基本思维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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