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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
思想市场的“疫论”专题开设“疫论·流动”子栏目，将在这个子栏目中陆续介绍牛津大学的“疫情与流动”论坛上的文章，该论坛是项飙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项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项飙策划与编辑，并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经项飙重新编选后在本栏目刊发中译版。
2020-2021年新冠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短期震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未曾有过的。在此之前，虽然危机不断，但是它们限于一定的地域和部门。而新冠疫情波及所有人群，在全球范围制止了像出门上街这样最基本的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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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1日，希腊莱斯沃斯岛，大量移民和难民露宿街头。
震动之后会怎样？
后疫情时代，我们期望它是回归寻常的时代。但是，什么叫寻常、寻常是由什么构成的，却不是不言自明的。扫码支付、吃外卖、看手机上推送的新闻，这些今天的寻常在2015年都是无法想象的。“最后500米治理”、健康码、平台数据，这些疫情间强化的措施也在全面重构寻常。那么，疫情之后，我们会回归到原来寻常变化的轨迹，还是会被推到新的拐点？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看似寻常甚至天然的规则，往往来自于紧急情况下的临时对策。当紧急情况过去之后，这些应急措施却被常规化了 (Anderson and Adey 2012) 。美国2001年9-11恐怖袭击完全是意外的事件，美国政府和警方采取了一系列紧急特殊措施搜集、监测私人信息。这些措施并没有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降低而消失，反而不断强化，成为寻常。当时的这一转折甚至是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Zuboff2019) 。在中国，不管是1950年代禁止城乡流动的户籍制度，还是1970年代末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最早都是局部的应急措施。2003年非典之后，由于经济下滑、劳动力流动不顺畅，政府劳动部门鼓励劳务派遣，以把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的工人暂时转移到需要劳动力的企业。2008年，劳务派遣被正式合法化。到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劳务派遣和非典的关系？
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危机之后回到“老常态”也是大概率事件。当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人预期，世界经济将不得不发生体制性变革。然而结果令人失望。“老常态”的生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意外特别是灾难，其实一直在不断推进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Klein 2008) 。灾难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削弱了公众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审视和抵制能力。政府和资本又以“尽快恢复经济”为由，推行市场自由化。乌尔里希·贝克 (1992) 指出，当我们创造财富时，我们也在创造风险。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是通过风险产生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从危机中迅速“复苏”其实并不奇怪————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在复苏，而正是靠危机式的震动来壮大自己。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很可能同时看到变和不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在表面上很快恢复常态，但是深层系统会有种种深刻变化，其后果可能要到相当长时间之后才会凸显。这震动与恢复之间的来回互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特征。一方面，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事件性”(Sewell 2005) ，其发展被一些看似不可逆转的变革性事件所驱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是高度重复的。浪涛过去，流水如常。“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对资本来说是获得新利润来源的机会”(Sewell 2008: 525) 。资本主义“既是不变的，又是高度事件性的”(517) 。
关注我们在如何回归寻常，不仅仅是为了更快地恢复寻常，也不仅仅是为了记住那些不寻常的时刻，而是要思考：那些不寻常，是不是正是各种我们在平常视而不见的寻常的凸显？而眼前“回归”的寻常，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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