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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下的“应激性流动”
突发性事件引起人口流动，我们或可称之为“应激性流动” 。这些流动可能强化危机中的矛盾，但是也可能化解危机；在危机之后，流动的恢复往往是重新建立常态秩序的关键之一。
应激性流动常常被处理成短暂的例外事件，很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我们有多少人还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13年日本海啸、2018年埃博拉疫情所引发的人口流动的剧烈变化？我们对应激性流动的模式、持续时间、密度、人口组成和时间动态知之甚少。但是了解应激性流动，对处理危机、对理解危机如何转化为新的常态，至关重要。在新冠疫情中，我们至少观察到以下五种应激性流动。这些应激性流动，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全新的行为。它们其实根植于原来的“寻常”中，有时候是对原来的寻常因素的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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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7日，印度加尔各答在为期两周的封城期间，贫困居民在豪拉火车站前排队领取免费救济食物。
【disaster】反应性流动(Reaction mobility)是对危机的直接反应。人类学研究表明，逃跑是所有社会中面对高死亡率的流行病最常见的反应 (McGarth 1991) 。例如，在2020年3月24日印度政府宣布对新冠流行病实行全国封锁后，截止5月23日，有750万印度国内的流动人口绝望地蜂拥回家(The Tribune 2020) 。由于没有公共交通，许多人走了好多天。当疫情中心从亚洲转移到欧洲、随后又转移到美国，来自亚洲的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纷纷离开这些新的热点地区回国(Kirton and Woo 2020) 。机票价格一夜之间涨了10倍。许多学生同时买了多张机票(Japan Times 2020) ，因为航班随时会被取消。封锁在短期导致了加剧的、更大规模的人口外逃(Rothstein et al. 2003) 。3月初，为了躲避防疫封锁线，数千人逃离米兰；卡拉布里亚州长称这次南迁是“疯狂”的行为，并督促国家政府阻止这种行为(Kington 2020)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信息表明，在导致反应性流动的因素中，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比他们对病毒的恐惧更重要。
反应性停滞(Reaction immobility)指在危机下，流动突然停止。在新冠疫情下，两类群体最快地采取了反应性停滞。一是有条件居家隔离的城市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对健康风险很敏感。二是边远地区的农民，他们甚至在村周围修建围墙、破坏公路来实现自我封闭。由于医疗条件的匮乏，在物理空间上隔离自己，是他们唯一可以自保的手段。
生存性流动(Survival mobility) ，即在危机下失去生计的人通过流动以求生存。回家是一种典型的生存性流动方式，不论“家”里的情况多糟糕。截至2020年5月下旬，超过6.8万委内瑞拉人返回了他们逃离、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Idler and Hochmüller, 2020）。鉴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之间的7个官方边境都关闭了，据说是犯罪团伙将移民偷渡回委内瑞拉。
悬置性流动(Limbo mobility) ，即没有目的地、甚至无法停止的流动。在疫情期间大家匆忙流动，对自己要去哪里、怎么去，是没有准备的。当武汉刚封城时，路过武汉的人无法离开城市回家，也无法入住酒店，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为了获得食物、水和过夜的空间，他们在公园、火车站和医院之间穿行。在印度，由于大量的流动者被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悬置状态，最高法院命令所有地方政府向移民提供免费的食品和交通，并于6月9日再次要求所有移民应在15天内被送回家 (The Hindu 2020) 。截止2020年6月，全世界有15至20万海员因港口关闭而被困在船上(ILO 2020) 。
替代性流动(Substitution mobility)即某些群体代替其他群体进行移动。替代性流动可能由政府组织。比如中国政府“下沉”干部到基层社区充当送货员。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替代性流动也可以是商业性的。平台公司，特别是运输或外送平台公司，在组织替代性流动这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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