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怎么读( 二 )

其次，使用多种文学手法与言语修辞技巧，且不乏幽默与风趣，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例如，《盘庚》篇形容流言造成的恐慌，在民众中不断漫延与扩散，就像烈火燃烧于旷野，火势越来越猛，燃烧面积越来越大，生人根本无法接近，又哪里还能扑灭（“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又说举国迁都就是全民共同求生，好比乘舟共济，如果你们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努力划船到岸，就会一起困死在船上腐烂发臭，最后连人带船一同沉没水底（“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沉”）。不过，这类喻意明确的言语修辞很容易判断与理解，但《尚书》中很多幽默风趣，甚至比较委婉含蓄的文学表达，却常常被经注家们忽略与曲解。如《皋陶谟》言大禹勤身治水，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然而，说者或以为“娶妻经二日生子”，或以为“四日之内怀了孕”，其荒诞可笑，姑置不论。而郑玄则以为，“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为帝所命治水”，亦不免腐儒寻行数墨之论。殊不知娶妻与生子，为人生大事，其无暇顾及，最能体现夏禹勤于职守，克己奉公的人臣品质。而且，其修辞技巧，正是典型的文学夸张与含蓄之法：新婚宴尔，聚少分多，夫妻相处的日子不过寥寥数日，屈指可数；儿子出生了，也不能留在家里尽到一个做父亲的爱养之责。如此解读，则于情于理，两不相碍。又如《尧典》篇，尧问“畴咨若时登庸”而后，又问“畴咨若予采”，意即“谁能符合我如期晋升的考核条件”，而驩兜举荐共工，说他筑堤防，救水患，大有功劳（“方鸠僝功”），符合条件。但尧说，“共工的治水理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实际效果却乏善可陈。表面看来，他的功劳的确很大，大到让洪水漫到天上去了”！紧接着，尧便伤叹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而求问“有谁可派使治” 。尧本是就功劳谈功劳，就治水说治水，有很明确的针对性，且话锋不无反讽之趣。然而训诂家不通文义，更不懂文学幽默，硬是把“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解释成道德评价，说什么“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不仅双方谈话驴唇不对马嘴，又与下文洪水泛滥以求治水之人相割裂，将好端端一段文字，说得支离破碎，不成章法。
由此可见，文学的路径与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开掘《尚书》的文学价值，增强一般非专业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且更有助于《尚书》文义乃至经义的正确解读。
【钦怎么读】第二，史学路径与史学价值。毋庸置疑，《尚书》作为上古三代政治文诰的档案汇编，当然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及其史学意义。然而，作为政治文诰的王室档案，本应藏之于王朝内府秘室，何以于两周之际便逐渐流于一般学人之手？且既为官方政治文诰，历虞夏以至两周千有余年，何以仅存故秦博士伏生所传之二十九篇？若追加孔壁所出而今已无传的“得多十六篇”，也不过四十五篇。即使承认《书序》所谓“序以百篇”，亦与所当有的档案文献相差过于悬远。或者退上一万步，姑且相信汉代“纬候”之说，以为“古者《书》有三千余篇”，何以时至秦末，传世者尚未及其余数？而且，所存虞夏之书，何以反较“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更其易于诵读？所有这些疑惑，无非指向两点：一是《尚书》的年代，一是《尚书》的流传。如果不能合理地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尚书》的史学价值乃至其经学价值皆无从谈起。
不过，《尚书》的年代与《尚书》的流传，虽然各有侧重，但在本质上却是互有关联的。因为所谓“《尚书》的年代”，其实包含着以下四个方面的意涵：一，史实年代；二，成书年代；三，流传年代；四，整编年代。也就是说，某篇《尚书》文本所指涉的史实年代，未必就是它的成书年代；其成书年代既然可以不在它所指涉的史实年代，却大可能就在它最初的流传年代。换言之，正是由于某种最初的传播动机直接促成了某些相关文本的新生与定型，因而其流传与其成书，或者其成书与其流传，可能是并时共生的。至于其整编时代，当然是在诸多篇目流传既久之后的事情了。有学者认为，《秦誓》之所以置于二十九篇之末，正是今文《尚书》最终整编于秦王朝的铁证。我们认为，不仅如此，秦王朝所整编的二十九篇《尚书》，还极有可能就是在当时流行于山东六国的四十五篇所谓“古文”《尚书》的基础上删取而成的秦代官方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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