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遗址成为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坚持“两创” 书写史诗)
【中国公元前后的划分 公元前后的划分】对话人: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安 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遗址与规划部主任)
王 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
周飞亚 杨雪梅(本报采访人员)
《 人民日报 》( 2022年02月26日 第 07 版)
核心阅读
大遗址之“大”,不仅仅是指面积大 。以现在遴选出的150个大遗址作为骨干,串起来就能看到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脉络
大遗址将成为博物馆之外更直接见证我们悠久文明的现场
泥河湾、周口店、牛河梁、仰韶村、良渚、石峁、二里头、殷墟、三星堆、周原……一处处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大遗址,讲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 。大遗址,从概念提出到以点带面形成基本格局,从注重科学保护到倡导利用展示,只有短短20多年的时间 。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让我们思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在《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大遗址被寄予厚望,从一个个文旅融合的公园,将变成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群众可以参与的文明现场 。这一切如何实现?本报采访人员邀请相关专家各抒己见 。
兼顾“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开发大遗址的多元价值
采访人员:规划中提到,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模式,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大创新 。这个特色和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安磊:大遗址是我国特有的概念 。国际上,将重要的考古遗址作为国家公园进行管理开始得很早,形成了很多优秀的案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圆明园是国内最早的遗址公园之一,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 。然后,汉阳陵遗址公园、秦始皇陵遗址公园等一批大遗址相继出现 。“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启动100处大遗址的保护工程,出台一系列专门性法规,初步建立了保护管理体系 。此后,殷墟和元上都还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
在“十二五”规划中,大遗址被定义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了“六片(西安、洛阳、荆州、曲阜、郑州、成都)四线一圈”为重点、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新格局 。目前的150处大遗址,基本延续了这样的格局 。
孙庆伟:大遗址之“大”,当然不仅仅是指面积大 。大遗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的集合体,比起一般的遗址,文明深度、历史厚度都不一样,研究难度也不一样,需要长期的考古工作 。以现在遴选出的150个大遗址作为骨干,串起来就能看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
我们过去在博物馆看文物,很多大遗址正是这些文物的原发现场 。可以把大遗址看成是一个更大的“物”,提供了文明发生的环境、空间和各种关系,可以让民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明 。
王璐:国外的遗址大多是石质遗迹 。中国的大遗址很多埋藏于地下,脆弱、不可再生,与当代城乡生活紧密伴生 。这些遗址空间内涵复杂深远,历史意义特别重要,“可读性”却有限,非常需要在保证本体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保护者的干预,使意义得以再现 。同时,还要解决遗址与当地城乡建设的矛盾,这种保护模式是中国独有的探索和创新 。
采访人员:概念的衍变,可以看出保护理念的变化 。从“不可移动文物”到“文物保护单位”,又从大遗址到考古遗址公园,内涵越来越丰富 。重要的大遗址已经具有考古、科研、教育、游憩等多种功能,属于兼具科学性、开放性的文化景观 。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对整个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发挥了示范性、综合性、带动性作用 。可以想象,这条路的探索很不容易 。
安磊:最近10年,文物保护利用观念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 。2018年《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是一个转折;2020年颁布的《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明确提出“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两种类型,完成了从“物的保存”到“价值继承”的蜕变 。
这一转变在大遗址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大遗址刚开始规划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大遗址保护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慢慢地,大遗址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逐渐成为城市中美丽的地方,从只有专业考古人员知道,到建成公园后开始被当地老百姓关注,甚至有了全国性的知名度,这些变化都是可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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