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上海的步履(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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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这一年，内战爆发，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蒙难。翦伯赞打电话提醒陶行知提防，陶行知却说“我等着第三枪”。带着决心赴难的视死如归，带着满腔的愤懑，带着过多的劳累，陶行知夜以继日整理文稿，生命止步于1946年7月25日。
翻开陶行知年谱，惊叹于他超负荷的时间安排，也心疼他的积劳成疾。
就在人生最后一个月里，他到沪江大学做“新中国之新教育”的演讲，作诗《赠女工夜校毕业典礼》，致函育才同学会上海分会全体同学，作诗《追思李公朴先生》，写《祭邹韬奋先生文》，参加邹韬奋逝世两周年遗体安葬大会。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1946年7月24日，他还在为生活教育社赶写对联，整理历年诗稿直至深夜。
7月26日《文汇报》刊出的报道，试图还原陶行知人生的最后时刻：
“陶先生在沪原住吕班路（今重庆南路），近因该处过于纷扰，不便静心写作，爰于三日前迁住爱棠新邨（今余庆路146弄）友人寓所三楼。昨晨九时许，家人赴三楼请陶先生下楼同进早餐，时陶先生早已起身在厕所盥洗，家人连喊二声，并无回声乃急破门而入，竟发现陶先生早已昏厥倒地，时家中并无多人，惊惶无措，即电知沈钧儒先生，沈老遂偕业医之大公子沈谦赶至，诊治后，断为脑溢血……时陶先生脉搏尚属正常，惟以脑溢血并无特效针药，只得抬至卧床休息静待好转，脉搏依旧平静，原意可以无事，不料渐趋虚弱……溘然长逝。”
“据陶先生左右言，陶先生于24日在家整日工作……或谓夜深工作，亦系致死原因之一。”
诗人、报社编辑袁水拍写道，在陶行知的大殓上，“正当陶先生入殓前，他首创的育才学校学生和受过他教育的子弟，在另间房屋里唱着挽歌，挽歌是郭沫若作词、沙梅作的曲：‘真是天变地异呀，又崩颓了一座泰山。这是教育的灾难，民主的灾难，人民的灾难。我们要沥胆披肝，不断地向前，补救这无穷的灾难。陶先生，你安心吧，我们要保守着你的旗帜，不断地向前，不断地向前，不断地向前！’歌悲壮而有力，声音一阵阵传入了灵堂，陶先生的子弟们、朋友们和千千万万人，他们都在不断地向前，他们永远记着陶先生活着时候说过和做过的一切”。
如今，在宝山，有一条被命名为行知路的道路和一个名为行知路的地铁车站。以地铁车站为圆心，画一个圆圈，可以从南到北看到大华行知公园、陶行知纪念馆、行知小学和保留着赵家花园育才旧院的行知实验中学。再往北走，有行知纪念广场和山海工学团遗址。
把生命中最后的步履留在这里的陶行知，被宋庆龄称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斯人已然远去，但也永在此处。

陶行知在上海的步履(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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