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上海的步履( 三 )

一个工作繁忙，但依旧保有看电影情趣的人，一个为教育筹措资金难以计数，自己却不修边幅的人，一个立于名流显贵中，但心中傲气志气不灭的人的形象，从这则短短的逸闻里，活泼地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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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工学团体现了全新的教育理念，更为当地村民打开了一扇新窗。
看到村民对医药感兴趣，山海工学团办了一个小型义诊的诊所，为农民免费治病并宣传卫生知识。看到村民也来看师生的歌舞文艺表演，山海工学团索性每周五都向当地村民敞开表演，放映电影，开放图书馆。陶行知还向农友讲解科学知识。1934年，山海工学团还在当地开设了中国第一家乡村托儿所。
从山海工学团走出来的“小先生”，从宝山出发，“即知即传人”，去向更多国人传授知识，教身边的大人包括自家的亲人和周围的农友。1935年，陶行知连续在报刊发表15篇文章《怎样做小先生》。他说：“劳苦大众既然出了钱，使你上学的学堂可以开办成功，你就应当负起责任，把你所学得的知识提取精华，教给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小孩。这是每一个小先生所要明白的根本意义。死读书而不肯教人的学生，显然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守知奴。”在山海工学团衍生的第一代小先生中，日后涌现出许多国家干部。
田汉和冼星海等艺术名家也来到了山海工学团。师生们记得，“那时郊区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长途汽车每隔两个小时左右才有一班。星海老师到山海来，有时是长途跋涉，从上海步行来的，后来索性搬来一只帆布床，搁在贫苦农民的柴屋里住下，柴屋里没有窗户，只靠屋顶上巴掌大的天窗射进一线光亮。星海老师练习小提琴时，就只好站在屋后竹林旁的小河浜头拉。冬天，手和脸都生起冻疮，可他还是不间断地练功”。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大场沦陷，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但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在日军驻扎大场修建大场机场时，山海工学团的团友作为劳工进入机场当小工，了解飞机数量、弹药库位置、驻军人数等重要情报，用自己的方式坚持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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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许许多多种子，陶行知撒下的希望，熬过战争年代，等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刻。
1946年，沈家楼农友沈鹤忠捐出自己的竹园地作为建校基地，老校友们决心不拿当局的钱，自力更生。在当地农友们的纷纷资助下，山海工学团在沈家楼复校，1946年5月21日挂牌山海实验乡村学校。
和宝山互动良好的陶行知，还计划把自己战时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迁至上海。他已经筹集了巨额现金为育才迁至大场做准备，大场的赵家花园主人也决心慷慨地把自家花园和房屋以及一大片农作物赠予育才复校。

陶行知在上海的步履(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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