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上海的步履( 二 )

【陶行知在上海的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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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上海结缘更深的一个节点，在1932年。
此前，寄托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和乡村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的晓庄师范，被当局强制停办。学校被解散，师生中多人被捕，陶行知遭遇通缉，不得不避居上海，后去日本避难。到了1931年1月，虽然当局撤销通缉令，之前被强制停办的晓庄师范的校产也发还了，但是复校的希望落空了。陶行知遭遇困厄，但没有放弃他的乡村教育的实践理念。
文人拿起笔，就是武器。在陶行知创作并在《申报》连载的小说《古庙敲钟录》里，他以敲钟工人自传的形式，讲述了敲钟工人通过庙产兴办工学团、造福乡民的故事。小说问世一个多月后，陶行知于1932年5月起草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并成立了乡村改造社筹备会，决定筹备创立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工学团。
那么，这个工学团应当办在哪里？陶行知和他的伙伴们选择了宝山。
之所以选择在宝山，而非上海更为热闹的市区，基于陶行知深层次的教育理念：远离当局的干扰，建立在上海附近的乡村，并且是没有学校的地方，能够在办学的同时服务于当地农民。“二里以内，有五个小的村庄，交通比较便利，没有学校，有破庙、民房、公共建筑物可以租借的，不在大上海发展的方向。”
看似理想的觅校指南真的要落实却不容易。上海周边有的乡村不愿办学，有的乡村庙里供奉着神佛，有的排斥外来陌生人。但在大场，有一户农民因为风水不佳的原因，正要出租一幢新盖不久的住宅，此宅成了陶行知一见就拍板定下的办学地址。
10月，在大场孟家木桥和小侯家宅地区，孟家木桥儿童团开学，陶行知为其取名“山海工学团”。因为这里位于宝山和上海的交界处；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希望用山海关的名字警醒全民团结抗日；也因为陶行知希望学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翌年，宝山县政府正式批复了山海工学团的合法办学地位。至此，山海工学团正式扎根大场地区。学生上课学习书本知识，课后参加木工、漆工、种植、织袜、养蜂等团体生产劳动，学着种棉花，也和当地农民商量着一起推广棉花良种。
陶行知也在同一时段出版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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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很忙，但他并非一个工作狂。
1946年7月23日，《新民报》采访人员写道：
“陶行知日前到大光明看电影，短裤赤足着布鞋，收票人以陶未穿袜，斥为衣冠不整，拒陶入场。陶默立于侧，见有赤脚高跟鞋贵妇人傲然入座，以此为证，上前力争，收票人无辞以对，此美国留学生大教育家方得看到了电影。”

陶行知在上海的步履(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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