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赛尔主义和塞西纳赛尔主义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刘中民
巴以问题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演变的产物，而每次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都导致了巴以问题的复杂化。当前巴以问题陷入困境的原因有六：大国关系陷入僵局、大国协调失灵是巴以问题僵持难解的国际体系根源；矛盾丛生的地区格局和盘根错节的地区大国关系无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不断衰落是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根源之一；巴以冲突已成为以色列、巴解组织和哈马斯之间难分难解的“三国演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使巴民族解放运动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泛伊斯兰主义能够向巴勒斯坦提供一定支持，但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一、巴以问题僵持难解的国际体系根源：大国关系陷入僵局、大国协调失灵
近年来，伴随美国进行中东战略收缩、减少战略投入，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影响力上升，与中东地区大国合作关系日趋深入，“美退俄进”成为学界对中东大国博弈特点的基本概括，甚至出现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的论断。
美国对中东影响相对下降是事实，但应避免作简单化理解，目前美俄在中东的博弈态势应概括为“美退而不弱、俄进而不强”，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尽管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依旧是对中东事务影响力最强的外部大国，美国淡出中东将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俄罗斯不断重返中东，但主要在战术策略层面，并没有全面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当前和将来俄都无法成为中东霸主；“美强俄弱”仍是美俄在中东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当前，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竞逐的另一特点是多极化趋势增强，除美俄欧等传统力量外，中国、印度、日本等大国在中东的存在尤其是经济存在日益增强，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不断增加，但影响力尚十分有限。
当前美俄在中东的大国博弈呈现出“美难退、俄难进”的复杂局面，俄美进退乏力的状况使双方在中东的博弈，以及它们各自与中东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复杂局面，进而使美俄及地区力量围绕中东事务尤其是诸多热点问题的分化组合更加混乱，并导致热点问题久拖不决。
当前，巴以问题面临的严重困境之一在于如何消化特朗普的遗产。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颠覆巴以和谈基础、抛弃已有的中东和平机制，企图把所谓的“世纪协议”强加给巴勒斯坦，是导致巴以和平机制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纳赛尔主义和塞西纳赛尔主义】在2021年的巴以冲突中，美国拜登政府不断在联合国安理会为达成共识制造障碍的做法，都严重破坏了安理会在呼吁巴以停止暴力、实现和平方面的作用，也不利于其他主体和机制发挥作用。这也反映了当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旧秩序失灵，新秩序难以建立的困境。
当前，在美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把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的情况下，特别是深陷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大国博弈之际，美国只能通过微调来维系中东地区盟友关系，并继续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如不久前美国国务卿林肯访问中东并出席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峰会），但很难发现美国有系统的中东战略和中东政策，巴以问题更是很难成为其重要关切。
二、地区格局和地区大国关系无助于巴以问题解决
在美国对中东事务主导能力下降的背景下，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强国为寻求自身安全，不断扩张地区影响力，进而导致地区国际关系的剧烈分化重组。
在2011年至2021年十年间，中东地区力量不断分化，地区大国博弈持续加剧。其内在根源之一是在美国对中东事务主导能力下降背景下，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强国为寻求自身安全，不断扩张地区影响力，进而导致地区国际关系剧烈分化重组。
首先，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集民族、教派、地区主导权争夺于一体的对抗不断固化，双方对抗呈现教派化、阵营化、代理人化特点。
其次，土耳其与沙特不仅围绕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存在竞争，而且双方各自领导了亲穆斯林兄弟会（土耳其、卡塔尔等）和反穆斯林兄弟会力量（沙特、阿联酋、埃及等）之间的抗争，甚至对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产生了直接影响。
最后，2020年以来，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的诉求与阿拉伯世界持续衰落分化、美国极力撮合、以色列四面出击等因素相结合，导致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更趋边缘化，阿拉伯世界的衰落和分化也进一步加剧，而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则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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