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赛尔主义和塞西纳赛尔主义( 二 )

在最近十年的中东地区格局中，一方面是沙特和伊朗、土耳其与沙特争夺中东地区领导权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矛盾，另一方面是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很难再寄望地区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统一的政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成为巴勒斯坦无法规避的现实。
自2021年以来，复杂的内外因素导致地区大国关系出现积极的缓和势头，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以色列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参见刘中民：《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的虚实表里》）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地区关系缓和特别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和，是以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为代价的缓和，进而形成了巴以冲突加剧与阿以关系缓和并存的畸形状态。
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断衰落是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根源之一
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追求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追求各自利益的地方民族主义（亦即“国家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这也恰恰是阿拉伯民族统一性和地方性特征并存的反映。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由盛转衰是“阿以冲突”变成“巴以冲突”，以及巴勒斯坦在巴以斗争中更加艰难和孤立的根源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是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思想武器，在1948、1956、1967年前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叙利亚作为重要的“前线国家”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希望通过阿拉伯民族的统一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多听命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埃及的领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构成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最高成果即1958-1961年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短暂统一，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但很快因矛盾分歧而解散。
1963年4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掌权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宣布组建阿拉伯联邦的决定，但未等协议生效便宣告失败。1969年卡扎菲发动军官革命后，尝试推动埃及、利比亚、苏丹三个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统一，但因1970年9月纳赛尔逝世而受挫；此后，卡扎菲提出的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组建“阿拉伯共和国联邦”（1971年）、埃及和利比亚合并（1972年）、利比亚与突尼斯组建“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等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其主要标志性事件包括：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惨败，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伊斯兰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构成严重冲击；1970年约旦驱逐巴解组织的“黑九月”事件；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导致阿拉伯世界严重分裂，埃及退回到维护自身利益的埃及民族主义；1980-1988年两伊战争导致阿拉伯世界围绕支持伊拉克还是伊朗发生分裂；1990-1991年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几乎宣告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死亡；2003年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覆灭；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走向严重的碎片化。
正是伴随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日趋下降；而阿拉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国家民族主义”上升，使巴勒斯坦问题已经难以成为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事业，不断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也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的表现。
四、巴以冲突已成为难分难解的“三国演义”
巴以问题之所以已经成为难分难解的“三国演义”，其重要根源不仅在于影响双方矛盾的民族、宗教和领土等痼疾依然存在，而且在于巴以冲突越来越内嵌到巴以双方内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它们突出表现为巴勒斯坦方面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巴解组织（法塔赫）和伊斯兰主义力量哈马斯之间的对抗，以色列内部右翼和左翼甚至更加复杂的政治阵营之间围绕巴以问题的分裂，甚至由此衍生出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如犹太定居点问题引发复杂的法律和民事冲突。也就是说，巴以问题的基本冲突方是以色列、巴解组织（以及它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之间的“三国演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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