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刘孝标的山中岁月(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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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标至桑干年月既定，剩下问题即是其如何从中山到大同之问题。前辈宗教史大家陈垣先生在《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一文中以为，北魏皇兴三年，献文帝下诏徙青州民至京师，孝标即因此而到大同。其实此解释存在瑕疵。第一，孝标自述籍贯为平原，当时属齐州，并不属青州，不在诏迁之列。第二，皇兴四年孝标为人劫卖至中山，如果孝标当时在诏迁之列，劫卖之事就颇为可疑。合理的解释恐怕只有一个，中山富人刘实其实应为一商人，孝标被其买下，与刘实一同去往大同。依此推理，则孝标到大同至迟在延兴元年（471），也即孝标九岁以后，如此孝标方能参加延兴二年昙曜主持之译经活动。
收束论之，仅有一事略生疑问，即孝标自言“身充仆圉”（见孝标《自序》），可知其参与译经时，尚是刘实之奴仆。以奴仆之身参与译经活动，是否可能，尚需要讨论（或是时孝标其实为一“半自由身份”，即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另外，按《开元释教录》之记载，孝标参与译经活动是进行“笔受”工作，是年其仅十岁。十岁尚属孩童之年，而孝标笔受译经五部，实令人惊奇。从此观察，孝标之早慧自不须说，最令人注意的恐怕是其五六岁时业已开蒙，在为人奴仆之前就有非常好的知识基础。如此论来，《梁书》所谓刘实“教以书学”，当与事实不合。之所以如此书写，或是参与笔受时，孝标之工作完成非常出色，有所声名。而刘实作为孝标之主，因此分得美誉。
除前述推理，《魏书》还记载有刘孝标母子“居贫不自立，与母并出家为尼僧，既而还俗”一事。这里也略作考察。从种种方面看，此事应该是孝标徙居桑干之后发生的。毕竟，其在中山、大同时尚能依托富人刘实，无须寻求寺庙庇护。桑干作为孝标举目无亲之地，到桑干不久而出家，寻求依托，符合事理，也符合其参加笔受经文，初步了解佛门运转而心生寄托释迦的情感逻辑。更进一步说，“身充仆圉”需要听命于人，而出家为僧需要自主权。这也是徙居桑干之后才能发生的改变。
在孝标离开北魏，南奔萧齐之前，孝标与其兄孝庆曾有一次被选拔的机会。可惜，兄弟二人均不被孝文帝看中，于是在一片“河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的景象里，孝标离开了桑干，离开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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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书|刘孝标的山中岁月】千百年后，已经无法推知四十六岁的孝标会如何回忆他这段艰难的少年岁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多年后在梁武帝的宴会上面对“令策锦被事，咸言已罄”的局面，孝标不再看武帝脸色，而“请纸笔，疏十余事”时，涌现出的那种勇毅，是这段岁月留给他的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