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包容是丝路交流的特征丝绸之路

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为一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经河西走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和西亚，一直向西抵达地中海东海岸安都奥克（今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口附近），全长7100余公里的交通线路，命名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丝绸之路：“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联结中国与河中（特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 。这个名称，很快得到东西方众多学者的认同。
随着人们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以及东西方交通、文化交流的拓展，丝绸之路的概念也不断得到充实。其实，从空间上看，包括中国与西方交通线路的连接和沟通；从内涵上看，包括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宗教等多方面的往来和交流；从时间上看，不仅仅局限在公元前114年至127年，而是伴随了东西方各国各民族2000多年的发展史。尤其重要的是，在我国境内，无论陆地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都因为其所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内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它们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文章插图

古代丝绸之路最初是一条商贸之路。沿线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是其沟通交往的原始动力。而政治上的经略，则是丝绸之路持续畅通的根本保障。古往今来，伴随经贸往来和政治经略，丝绸之路也成为了生活、文化、宗教等交汇融合的纽带，承载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各民族在这个大通道共生共荣。在中国，丝绸之路更是生动演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程。
经济上的互通有无，
成为沟通丝路交流的极大动力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中的300余件玉石雕刻品，经鉴定“大体上都是新疆玉”且“所发现的3件小型玉雕经鉴定都是新疆籽玉” 。籽玉乃俗称的“羊脂玉”，是品质最优的和田玉。古代，新疆玉石运往内地的必经之道要通过敦煌的“玉门”，玉门也由此得名并沿用至今。此类考古发现说明，早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前，月氏、乌孙及北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便已经在河西走廊沿线游牧迁徙，并且踏出了一条贯通亚欧大陆的草原通道，充当了早期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主角。河西走廊频频出土和发现的海贝、石璧、玉璧、绿松石、骨贝等遗物也说明，当地的史前先民已经同外界进行着贸易往来，进而形成早期的海贝之路、玉石之路、青铜之路，也孕育了丝绸之路的雏形。继匈奴之后，突厥人、铁勒人、鲜卑人、蒙古人等诸多北方游牧民族相继与中原汉族一道，肩负起沟通东西方地域间往来的历史重任。可以说，游牧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经济上的互补需求，是丝绸之路开通和持续繁荣的主要动因。
据《汉书》记载，西域胡商前赴后继来到中原是因为“其欲贾市为好” 。当时，西域物品在中原地区非常受欢迎。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正是在这种互通有无之中得以不断深入、共生共荣。其中，“汗血宝马”曾经在汉代丝路关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汉朝对大宛进贡的“汗血宝马”极为看重，甘肃敦煌郡作为负责接收贡品的首个驿站在迎接宝马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如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出土、出现于南北朝与隋唐之间时期的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等。诸如此类，丝绸之路沿线发掘的各类钱币等也都见证了各国各民族的互利共赢。敦煌遗书《儿郎伟》记载，唐代敦煌市场繁荣，有许多西域人和外国人开设的店铺。其市场上所见的商品，有产自西域和中亚地区的胡粉、青金、胡酒、胡枣、大食瓜等，东罗马的银盏，粟特地区的金花银盘子、金花瓷瓶子和红绣毯，南亚或东罗马的珊瑚、珍珠，波斯的琉璃、玛瑙、琥珀，印度的砂糖与香料等。中国本以丝绸名闻天下，但这一时期敦煌市场上也出现了产自中亚的织锦。大约在5世纪，中国丝绸纺织技术传入波斯，波斯人掌握了锦绮等高级丝织品的制作。很快，这种改良过的“波斯锦”在中亚、西亚等地开始盛行，并逐渐流入中国。
政治上的经略是促进丝路交流的根本保障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使者张骞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公元前126年才返回长安。第一次出使，张骞带回来关于西域的地理、民俗、物产、军事等重要信息，为此后汉朝经略西域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别出塞2000余里，匈奴王廷远迁大漠以北。为巩固战果，“扬威德于四海”，汉武帝接受张骞结好乌孙的建议，第二次遣其出使西域。此后，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往来基本保持畅通。

开放包容是丝路交流的特征 丝绸之路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开放包容是丝路交流的特征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