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那些有关父亲的爱与痛( 二 ) _与父母沟通

多年后，我告诉父亲当时我并没有向老师说明那篇作文是父亲帮我写的，父亲听了后说：“当时帮你写是为了帮你建立一个自信心，让你相信‘我能写出来这东西’ ，不过你不告诉老师实情是不对的。”当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我因为父亲这番话脸红到了脖子。在我眼里，我的父亲就是我的老师，不仅是我的作文老师，更是我做人做事的老师。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尽管由于时空的关系，我跟父亲实际上的交流变得不那么随时随地，但从未间断过。到我调到了央视，开始做一个“电视人”以后，已经退休的老人家又开始对我格外地关心，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还改改我发音的错误。我隐隐感觉到父亲的自豪感与日俱增——我时常从别人嘴里能听到老人家对我大加赞赏，并因我而自豪。

那个时候，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坚持上课。父亲是兰州大学俄语系的教授，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另外还代给学生教授西方戏剧史和古代汉语。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听过我父亲的课，不过不是他最擅长的俄语，而是中国古代汉语。在文史方面，父亲是一个杂家。新中国建立前，他是在西北大学专修的中文和历史，无论是历史还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识面又非常的广。在我的记忆中，就没有我父亲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视后在采访报道中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请教的人就是父亲。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父亲被安排到北京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科学校培训了几年。在那之后几十年里，一个主修中文和历史的本科生却终身以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为主业，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按照原来的计划，父亲他们“俄专”那帮学生在国内完成学业后还要去俄罗斯深造，但很快中苏关系破裂，去俄罗斯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一个教了大半辈子俄语的大学教授却从来没有机会去俄罗斯看看，这一直是父亲心中的一个结。在父亲退休后我本打算安排父亲和母亲去俄罗斯旅游，但由于囊中羞涩和其他一些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还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而且是在他同辈人当中比较少见的那种激情四射又很富有浪漫气质的人。在家里，有的时候他喝点小酒，兴致上来就会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诗；甚至还会引吭高歌，用俄语唱上两句。另外，父亲喜爱戏剧，他对京剧的热爱近于“票友”级别，而对话剧就更是情有独钟，达到“发烧”级了。我读大学期间，他除了在俄语系当老师以外，还兼任兰州大学工会主席（当时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教职员工分房子，因此也没少得罪人）和兰大戏剧社的荣誉社长。我大二那年，他带着中文系七八级的同学们排演了打倒“四人帮”后风靡全国的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老人家还自告奋勇在剧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父亲平时说话嗓门很高，属于我们的兰州话叫“大话悬（喧）天”的那种高调激昂。他热爱生活，炒得一手好菜。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鱼香肉丝非我父亲做的莫属。他爱喝两盅，据说他小时候我爷爷就用筷子蘸点酒喂他嘴里，可谓“童子功”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一个月只有一点点生活费。即便是那样，只要有条件，他隔三岔五就会到我家巷口的杂货铺打上二两很便宜的散装高粱酒，有时候还会喝醉——在那样一个年代，借酒浇愁也算是老人家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境遇的一种排遣吧。当然，酒精既帮助他熬过了黑暗的岁月，但最终也要了他老人家的命（医生的说法）。

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健步如飞，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爬兰州的五泉山。2000年，在北京的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得知父亲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我二话没说立刻飞回兰州。下了飞机，我直奔医院，大夫告诉我父亲得的是心肌梗塞，一个主要血管堵了，有一部分心肌供不上血，但好在血流自行改道，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我问怎么办，大夫说要做介入手术，必要的话需要放支架疏通血管。在今天，心脏手术似乎已经不是什么吓人的事儿了，可是在2000年那会儿、在我老家兰州，这还是一个比较惊险的手术。慎重起见，我决定从北京请专家来会诊，确定治疗方案。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两位北京来的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先静养十几天，把状况稳定住，然后再做介入手术，放支架。其中一位专家还慷慨地答应做手术的时候她再来兰州，亲自主刀。

水均益：那些有关父亲的爱与痛(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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