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概论大卫鲍森旧约概论( 五 )

新京报：其实唐代文学也在某种程度受到魏晋文学的影响，比如初唐文学盛行“江左余风”，诗就受所谓庾、徐流派的影响很深。包括古文运动，也是要打破六朝文学旖旎绮丽的风格，回归质朴和简白。无论是继承还是超越，我们可以看到，南朝宫体诗的影响对唐代文学的风格影响甚深。作为中国诗歌的高峰，唐代文学与魏晋文学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孙康宜：唐初的诗人也许在有意识地模仿宫体诗。但当时的批评家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而唐初的诗歌只是一味地模仿。杜甫偏爱庾信，所以某种程度上杜甫通过对庾信的评价，提高了宫体诗的地位。但是庾信晚年的诗歌与早期不同，尤其是他被掳去北周之后，问题完全变了。庾信早年在萧纲的影响下，写的是宫体诗。但是他晚年的风格则是清新质朴的风格，尤其是很多诗歌以陶渊明作为榜样。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宫体诗是作为宫廷礼仪的一部分，并且有着严格的格律，很难有个人抒情的空间。但我认为，只要是诗歌就一定会有抒情的部分。因为诗歌的目的一定是“诗言志” 。比如庾信的《咏美人看画》中的“欲知画能巧，唤取真来映。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镜。安钗等疏密，着领俱周正。不解平城围，谁与丹青竞。”其实就表现了对自己的身世和命运的感慨。如果我们看萧纲为《玉台新咏》做的序（“既而椒宫苑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谁能理曲。优游少讬，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轻身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我们就会发现宫体诗预设的读者其实是宫廷中的女性，所以在宫体诗里发现大量对女性容貌的描写，但宫体诗不见得所有的部分都是描写，一定会有属于个人抒情与思考的空间。
新京报：诗史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成为史学家的史料与研究对象。比如陈寅恪先生就借用明清士大夫的诗文写就了不朽名作《柳如是别传》。你曾把陈子龙的诗歌称为具有悲剧感的历史观念。我们应该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感受并理解历史的存在？
孙康宜：我之前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高友工和牟复礼一直强调，研究文学的人一定要随时想到历史，研究历史的人绝对不能离开文学。这二位先生对我影响太深了，我一直认为文史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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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柳如是》（2012）剧照。
我在写陈子龙和庾信的时候，一直注重描绘他们的历史背景。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时代与环境，会激发出庾信和陈子龙这种天才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训练学生的时候一直对他们强调，不仅要看到文学本身，还要看到历史。我一边让他们注重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一边希望他们注意文本生成的时代。只有南朝与北朝对立的时代，才会让庾信写下那么伟大的作品，而造就庾信的，还有他独特的经历，如果不是侯景之乱，庾信无法回到故乡，他也无法写出《哀江南赋》中那么独特委婉的感情。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庾信、杜甫、陈子龙，都是经历了苦难之后，才创作出他们最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饱含着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中流离、挣扎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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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家国何处是：从庾信到陈子龙》，[美]孙康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版。
所以中国古代的注疏者，常常把这些充满个人生命经验与个人色彩的文章解释为爱国诗，或者引申为一种政治抱负。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更希望我的读者能把文学与历史放在一起，去感受读解这些诗人在山河鼎革之际的个人体验。
新京报：阅读晚明时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有一个发现，就是她们往往会把自己当做一个男子去看待。而看士大夫的诗文，他们却经常借用女性的意象和典故来抒怀自己的命运和对于时局的忧虑。通过这种现象，我们会不会觉得所谓女性诗人的出现其实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一种更直接的传统？
孙康宜：我认为明清文学中的性别观念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我在美国的研究有什么贡献的话，我认为是这一点。因为转变的不只是性别观念，还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情”的观念，以及“清”的观念。“清”就是清洁、高远，萧条方外、不与俗世萦怀的意思。在魏晋时代，“清”是只属于男子的评价，比如阮籍、陶渊明。但是到了明代，这个观念就不再仅属于男性了。相反很多男性因为政治的腐败选择不参加科举考试，反而赞助自己的妻子的文学事业。比如陆卿子和王端淑的丈夫赵宦光与丁圣肇，他们都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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