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概论大卫鲍森旧约概论( 二 )

也许那些在现实世界中的失意与悲怀，会在文学的世界得到意外的补偿。也许礼教和仕途所遮蔽，会激发出压抑的性情和叛逆。那些幽微的诗学与意象，既是一声控诉与追问，也是隐匿于佛老与山水之间的逃逸。
魏晋与晚明：
中国历史中的“异类”
新京报：你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与晚明两个时段，这两个时段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山河鼎革的历史背景，思想上的不羁与解放，外来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改造等。对你而言，这两个时段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这与你早年的人生经历是不是有一种对照与参考？
孙康宜：我觉得一定是有关系的。我博士主要是在高友工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晚唐和北宋词的，但我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时就对六朝文学感兴趣。我是读比较文学的，已故的耶鲁大学犹太裔教授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对我影响很大，他认为西方文学有两个传统，一是希腊传统，另一个是希伯来传统。这两种写法是不同的，一种是比较平行（paratactic）的，另外一种是渐进（hypotactic）的，这其实与中国文学的文体分类很类似。当我完成对晚唐词的研究去耶鲁教书之后，我就想着手进行六朝诗歌的研究。
我早年的经历确实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尤其是经过了抗战、迁台以及白色恐怖之后，很自然地我会移情于魏晋时代诗人们的生命经验。后来我写鲍照、谢朓尤其是庾信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人生中的伤心往事以及种种执念。我不是学究型的学者，我喜欢把我的生命经验与学问结合起来。在耶鲁时，余英时先生是我的同事，当时他的论文《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就阐述了魏晋时代对中国文化的突破性，他的研究对我有很多启发。所以我从陶渊明开始入手，以比较的方式论述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人。
我的研究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是同步的，耶鲁一直是美国文学批评的最前线，当时流行描写（Description）与抒情（Lyric）两种视角的分析。后来我想，这两种视角也许可以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因为陶渊明和谢灵运都属于抒情和描写并重的类型。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也与我受到杜甫的影响有关，杜甫对庾信的评价最高，他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是他暮年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杜甫可以感受庾信的生命经验。我后来对明清文学与陈子龙的兴趣也是源自于此。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的英文名叫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我对危机型的时代有兴趣，因为往往这种时代才能看出人的精神本质。陈子龙不愿降清最后投水自尽，在后世的研究者看来，他属于民族英雄，他的人格与诗文影响深远。他去世之后，为了逃避清廷的追捕，他的朋友纷纷噤声。到了十八世纪，乾隆皇帝为了表彰忠义反而追谥陈子龙为“忠裕” 。和陈子龙相比，另一位晚明的大诗人钱谦益则备受冷落与抨击。清军攻陷南京后，他本想自尽殉国，但是借口“水太凉”，做了清朝的官员。这使得他与柳如是的关系一度坠入冰点。但是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即便是降清之后，钱谦益依然在暗中资助与帮助南明抗清的义军。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我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

文章插图
电影《柳如是》（2012）剧照。
我每次的研究都与文学批评有关。因为我课堂上的对象都是美国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我必须用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了解，所以我借助了奥尔巴赫的理论。奥尔巴赫所谓的“圣经传统”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指喻，《旧约》中往往预告了《新约》中即将出现的内容。后来我发现陈子龙在诗词中有很多相似的用法，他往往用自己的早年爱情诗中的意象来指涉、隐喻作为晚年的爱国诗。比如他在晚年也喜欢运用相思、清泪、雨打风吹等意象。我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很多对照，这个发现就成为我研究中的重要观点。
新京报：魏晋与晚明不仅在文学上有着翻天覆地的革新，同样在哲学与思想上也是突破传统的存在。比如魏晋时期玄学与佛教的兴起，晚明时钱谦益、黄宗羲等人尊崇心学。魏晋与晚明文学的这种离经叛道和开拓性，是不是也与这种思想界的革新形成了一种共鸣？
孙康宜：这种影响是一定存在的。余英时先生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汉末以来自由个性的崛起、宋代新儒学的改造以及晚明士商阶层的合流定义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突破。汉末以来士人的个体自觉不仅在思想上转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内心自由的投射对象。甚至行书与草书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个体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使他们不肯压抑自发的情感，拒绝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规范。而到了明末，因为阳明学和区域性商帮的兴起，商人地位提升，“觉民行道”的观念成为士大夫阶层的追求。士商阶层联手，对皇权进行了有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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