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坛是一种方形坛台,并用社稷坛( 二 )

不少人曾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古代对社稷的祭祀只是帝王的事。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从其他史料印证，《礼记》中关于社稷坛建置的记述还是相当可信的。《礼记·祭法》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祖，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这里，群王所建立的最高等级的太社，就是前面所说的五色土。五色，正是五方的象征。据称，在未实行郡县制之前，君王要分封诸侯时，便依封地所在方位从太社坛上取一撮色土赐与该诸侯，然后诸侯再将它置于封地的社稷坛中，自然这社坛也就不能再有五色土了。至于更下一级置社时所立之坛，当然也就只能用本土的泥土了。既然大夫以下要成群立社，国君在仲春仲秋之时还要“择元日，命民社”，这样民间便以祭社活动为中心形成了居民的社会组织，这组织也叫“社” 。立社不仅要封土为坛，而且还要各栽其土所宜之树，这树也是社的标志。《论语·八佾（yì）》载，哀公问社于宰我时，宰我回答说：“夏后氏以松，殷人经柏，周人以栗。”不少学者认为，这松、柏、栗，便是立社时宜栽的树木。《庄子·人间世》讲述的匠石在齐国曲辕所见的其大蔽牛的栎社树，抑或正是周初立社时所植栗树的别种。《礼记·效特牲》还说：“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zī）盛” 。意思是说，在称做社日的会堂主这一天，全社里的人都要出来参加会堂主的活动；为了准备会堂主所用之牲，国中之人都参与了跟社猎有关的劳作；为了供给祭社需用的谷物，农家一起凑集了必需的粮食。
至于民间为祭社而建立起的组织——“社”的规模，汉代《风俗通义》和《说文》都曾引用前人的解释：“二十五家为社。”当然，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别的资料也有说十二家、五十家、乃至一百家的。汉时，民间就自发组织过不少不合规定的私社，因而才有官方禁止自立私社的命令。南北朝时，《荆楚岁时记》描述祭社这天民间风俗时这样写道：“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láo），为屋于树下，先祭社，然后飨其胙（zuò）。”说的是社日这天，住在一起的左邻右舍邀约在一起，各自凑上一些祭社的肉食和米酒，在树下搭起了棚屋，一起祭祀了社稷之后，或者各分一些祭品，或者兴高采烈地会餐一顿。
社日民间活动最普及的时期，大概应推唐宋，这时的社日简直成了民间的盛大节日。社日来临时，各社便杀鸡宰猪，到了祭祀的时候，几乎全社人都要出来参加庆祝活动。这天还有一种专为社日准备的社饭，有专为社日准备的社糕社饼。那时除了做社日的活动外，几乎其他事都不干了，连妇女也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当媳妇的还可以回娘家。农村里，同社人的聚会饮宴更为引人注目，社鼓神鸦，优扬处处，畅饮欢歌，热闹非凡。孩子们这天也无须再念书，当然更是欣喜若狂，外公姨舅们还要送些葫芦儿、枣儿之类零食，还要玩一种名叫斗草的游戏。社日这天的活动，一直要持续到太阳西斜，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老百姓的这些欢乐，自然也引起了接近民众的诗人的极大兴趣，如唐代的杜甫、韩愈，宋代的陆游、范成大等，都在他们的诗中描写了社日的盛况。而这社日邻里的会集，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一词的起源。
由于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再加上统治阶级对民间集社集会的钳制，宋以后，民间的社日活动便开始走向衰落，以致到了最后，百姓所用的社稷坛竟然变成了广布全国的土地庙或土谷祠，不过民间社日的娱乐活动，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如鲁迅先生《社戏》一文所描写的，就是清末江南地区的社日生活。
社稷坛的古建筑是怎样的？社稷坛所在之地原是辽金时代燕京城的兴国寺，元代改名为长寿兴国寺。到了1420年改造为社稷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地神和谷物神的地方。
社稷坛的主体建筑有戟门、拜殿、社稷坛及附属的神库、神厨、宰牲亭等，多是明代永乐年间修建。社稷坛的正门位于东侧，南、西、北不设门。
社稷坛整体布局略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垣，占地面积约16万多平方米。内坛墙南北长266.8米，东西宽205.6米，红色墙身，黄琉璃瓦顶。每面墙正中辟门，北门为主门，是一座砖石结构的三座门，黄琉璃瓦歇山顶，通面阔20米，进深7米，明间为仿木绿琉璃重昂五踩斗拱，三座门均为拱券式。
东、南、西各辟一拱券门亦为砖石结构的黄琉璃歇山顶，面阔12米，进深7米，仿木绿琉璃单翘单昂五踩斗拱。按照古代天为阳向南，地为阴向北的理论，社为土地，属阴，所以坛内主要建筑均以南为上。

社稷坛是一种方形坛台,并用 社稷坛( 二 )

秒懂生活扩展阅读

社稷坛是一种方形坛台,并用社稷坛(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