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

作为约束的分配，在执行环节，中国抗疫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总体上是公平的。一个大体合理的规则的执行越公正，就越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因而越符合契约精神，越具有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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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武汉暴发冠状病毒疫情。经过早期失措，中国抗疫走上正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与社会活动大体恢复正常。为控制疫情，中国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约束措施，如在一定时期内强制居家隔离、限制公共聚会、限制跨区域流动、进入某些场所（如医院、学校、政府等）要出示健康码等。
尽管以政府为主导的抗疫措施和效果，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可，却遭到某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的抗疫采用了诸多限制个人自由的强制性措施，以牺牲部分人权为代价，所以这种成功并不值得赞扬。这似乎有荀子“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的气魄（孟子也有同类思想）。
的确，要改善这个世界，批评不可或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批评都是合理的。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抗疫的批评乃是意识形态式指责，是一种偏见。所谓意识形态式指责，是指“只要是某某做的，都是错的”这种思维方式。批评固然必要，但意识形态式批评应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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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的契约论解释我国的抗疫措施究竟是否正当？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民众在抗疫中所受的约束。
如果把没有约束的绝对自由视作自由的完美标准，任何约束都是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侵犯。但是，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不考虑自然因素，只要世界上存在至少两个人，且他们要交往，他们的绝对自由也是相互冲突的。倘若双方都追求绝对自由，就会陷入无休无止的暴力。没有人会向往这样的社会。
相互约束固然是对绝对自由的压缩，但相互合作所带来的好处，通常大于约束所带来的坏处，这就是人类交往的终极根据。同时，这也是契约论的终极根据。
契约论认为，交往各方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形成一个公共领域，各方在公共领域中接受一定的约束，同时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通常情况下，收益会大于约束成本。契约论既可以解释国家的形成，也可以解释社会交往，同时还可以作为社会交往的指导原则。
一切交往、合作及达成的契约都是约束。由此可以理解，中国抗疫的强制性措施，是公民让渡权利构建社会契约的具体形式，并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科学常识看，隔离作为一种约束手段，是防控传染病的基本手段。因此，中国政府规定的强制性措施，主要是围绕隔离展开，是符合科学规律的。
第二，从民意看，绝大多数民众同意接受约束，并且少数服从多数。在理论上，所有人都同意接受的约束就不是强制性约束，而是主动性约束。但在大规模的交往中，几乎没有一个规则（契约）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为了避免有人违反规则，规则必须具有强制性。国家作为一种契约，也具有强制性。不过，只有对于不愿意遵守规则的人，规则才具有强制性；而对于愿意遵守规则的人，规则不具有强制性，而只是一种行动指示。
将此理论运用到国内抗疫中，可知绝大多数民众同意接受一定程度的约束。
证据一，2020年春节前，我回到农村老家。在武汉疫情信息公开后，政府颁布强制措施之前，据我观察，一些村民就已自觉戴上口罩，当地的口罩也被抢购一空。
证据二，一些民众的自我约束超过了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政府并没有禁止民众到超市购物和小区活动，但是一些民众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根本不出门；还有一些民众采取了不必要或过度的防护措施，如戴多层口罩、在电梯或室内喷洒酒精。
证据三，一些地方的防控措施强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强度，甚至有的措施是政府不提倡或禁止的。例如，有些乡村设置路障，甚至挖断公路，阻隔必要的人员往来。
证据四，2020年3月疫情大幅缓解后，政府鼓励非湖北地区恢复餐饮、旅游等活动，但在一段时间内，餐馆、景点仍门可罗雀。这意味着，民众同意接受此前的约束。
第三，从法理看，针对传染病防控，政府有权制定一定的强制性措施。这种权力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规定的强制性措施，其功能不仅在于强制，还在于给民众一个执行防控疫情措施的公共标准，避免张三采取A措施，李四采取B措施，而导致相互冲突，后一功能甚至更重要。大家都采取同样的措施，防控秩序才不会紊乱，交易成本才会更低，效果也可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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