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总结性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二 )

到了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面对危机，他只能依靠写作为生。有个出版商给他设了个圈套，约他写一部这篇小说，如果他不能按时交稿，就可以在九年的时间内发表他的作品不付给他任何报酬，这样他就完全没有收入了。当时《罪与罚》《赌徒》面临交稿，他无法按时写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找来了速记员帮忙，由此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太太。他虽然因此渡过了《赌徒》直接带来的难关，但财务状况没有丝毫解决，因为他的亲戚们上门要钱，分走了他的大部分稿费。在财务困难的情况下，他和太太在国外躲了四年的债。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文学创作却迎来到了高潮。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总结性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1871-1881》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后的地位改善了，他的创作和思想也渐趋成熟。他依然跟以赫尔岑、别林斯基为代表的这一脉激进派藕断丝连，他的倒数第二部长篇《少年》发表在民粹派的刊物《祖国纪事》上。他希望跟民粹派达成某种和解，尽量继续引导民粹派人士，然而他失望了。在“走向人民”运动失败以后，他对激进派不再有任何幻想。《少年》之后他发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的集大成之作。
说到这里，戴大洪翻开书，朗读了约瑟夫·弗兰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之初的一段话：“我所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或者说，即使它是一部传记，那也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因为我不是从生活写到作品，而是绕道走了另一条路。我的目的在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这一目的决定了我对细节的选择以及我的视角。”戴大洪认为，弗兰克的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不如说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传记，因为它没有像编年史一般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而是无一遗漏地详细解读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可读者不得不承认，弗兰克写出了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成长史、社会变迁史和文学创作史，通过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把这三方面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读完弗兰克的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我们不仅更深刻地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的历史。最后，就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也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史。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广度并不亚于托尔斯泰
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者，刘佳林从传记角度讨论了这套书。首先，他指出，阅读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非常深刻地领会到作者努力揭示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一个伟大的苦难者的作家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的第一重苦难，是在1849年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捕，经受了假死刑，之后流放十年；第二重苦难，是癫痫病对他的折磨；第三重苦难，是作家内心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矛盾，两者在他的意识中不断激烈的搏斗，让他经受精神的磨练。这三个方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都得到充分的呈现。
第二，弗兰克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的历史、现实，文化、思想、精神、信仰之间一种宽广而亲密的联系。刘佳林说：“我们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作家放在一起论说时，喜欢用广度描述托尔斯泰，用深度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他的广度，这种广度可能在某些方面托尔斯泰也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对这部分内容有充分的描写。举例来说，在第五卷中，弗兰克用很多笔墨来讲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一个演讲中对于普希金的理解。刘佳林提指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阐释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他揭示出普希金作为伟大的诗人在整个俄国文学、文化历史上的先知地位。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这个广度，他对普希金的理解是不可能这么深入和准确的。所以他在莫斯科的演讲引起了轰动，当时所有听众纷纷拥抱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破解了普希金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能破解普希金呢？屠格涅夫也在破解，很多作家、评论家都在试图理解普希金，为什么唯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取得了成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广度，他把自己的创作跟整个俄国社会文化史结合起来，因此他才能理解普希金在俄国的地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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