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 杜威( 三 )


法律是取保守的人类制度之一;但是通过立法和司法的判决,它有时亦或快或慢地改变着 。工业的和法律的制度上的改变年引起的人生关系上的种种改变反过来改变人性的表现方式,这个又引起制度上的进一步的改变,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
人类需要教育吗?
根据这些理由,我说,凡是认为由于人性的确定不变,所以关于社会改变,即便是颇深刻的社会改变的种种建议都是不可能的和空想的那些人们,都把那来自获得的习惯的对改变的抗拒和那些来自人类本性的对改变的抗拒混淆起来 。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野蛮人比文明人是更接近于“自然人”的 。文明本身便是人性的改变之结果 。但是甚至野蛮人亦为改变其本性的一大堆的部落和风俗和传统信仰所束缚;使他变为一个文明人所以如此困难者,亦即由于这些获得的习惯 。
在另一方面,过激主义者忽视根深蒂固的习惯之努力 。依我的看法,他的关于人性的无限制的欲望、信仰和目标的范型没有一种力量,像已被推动的物质对象的原动力,和像同一对象在静止时的惰性或对运动的抗拒力,他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习惯(不是人类的本性),维持事物在最多的时候运动着,如同其在过去运动的那样 。
如果人性是不变的,那么,就根本不要教育了,一切教育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了 。因为教育的意义的本身就在改变人性以形成那些异于朴质的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的信仰的新方式 。如果人性不可变的,我们可能有训练,但不可能有教育 。因为训练与教育不同,仅是某些技能的获得 。本性上的才能可训练到一个更高效率的程度,而并无新的态度和倾向的发展,但后者正是教育的目标 。不过,这种训练的结果是机械的 。这正像一个音乐家可能通过练习以获得更大的技术能力,但他不能从音乐欣赏和创作的某一境界提高到另一境界 。
种种事实说明人性可塑
所以人性不变的理论是在一切可能的学说中,最令人沮丧的和最悲观的一种学说 。如果逻辑地贯彻它,它将意味着个人的发展在其出生时即已预先决定的一种学说,其武断性将赛过最武断的神学的学说 。因为依照这种学说,人们在出生时是怎样的,以后亦是怎样的,我们对此不能有所作为,我们所能为者,亦不能超过像体操教练对于个人固有筋肉系统所给予的那种训练 。如果一个人生来即有罪犯的倾向,他将变为罪犯并将继续做罪犯 。如果一个人生来即有过多的贪欲,他将变为靠牺牲他人的掠夺活动以谋生的人;其他可以类推 。我并不怀疑自然禀赋上的种种差异之存在 。我所要提出疑问的是这些差异注定了个人表现的确定方向之观念 。把铁锯齿做成丝钱袋,确是困难的 。但是一种音乐的自然禀赋所表现的特殊形式则依赖于其所感受的社会影响 。如果贝多芬生在一个野蛮的部落中,他无疑地将是一个卓越的音乐家,但他将不是一个写交响乐的贝多芬 。
要世界史上的某时某地,存在着差不多一切可想象的各种社会制度的这一事实,即是人性的可塑性的证明 。这个事实并不证明这些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物质上、道德上和文化上的有同等的价值 。只需要最粗略的观察,便知不是如此的 。但是证明人性的可变性的这一事实指示我们对于社会改变的种种建议应采取的态度 。主要总是是这些建议,在特殊情况下是否为可欲的 。解答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试图发现什么是它们的结果,如果它们被采纳,如果结论是它们所欲的,进一步的总是怎样能在最少的破坏与不必要的脱节的条件下去实现它们 。
为了求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考虑到现存的传统和风俗的力量;应考虑到已存在的行为和信仰的种种范型 。我们应找出有些什么已在起作用的势力能予以加强,使其走向可欲的改变,并找出怎样能逐渐削弱那些反抗改变的情况 。诸如此类的总是可根据事实和理性去考虑 。
认为所建议的改变由于人性的确定组织而不可能的这种主张,使人们的注意从一个改变是否可欲的总是转移到改变将怎样实现的问题 。它把问题投诸情感和兽力的角逐场中 。结果,它鼓励那些人设想那些伟大的改变可仓卒产生之,并可由暴力产生之 。
【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 杜威】当我们的关于人性和人生关系的种种科学之发展能略如我们的关于物质的自然的种种科学之发展时,它们的主要的关怀将是怎样能最有效地改变人性,总是将不在人性是否能改变,而在它在目前的情况下应怎样被改变 。这个总是最后、最广义的教育问题 。所以,凡是压制和歪曲那些能在最少的浪费的条件下改变人类倾向的教育过程的东西,会助长那些使社会陷于僵局的势力,并从而鼓励人们用暴力作为社会改变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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