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杜威( 二 )

在很多其他的方面，斗争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在其他尚未发现和探讨的方面，它亦能得到同等的满足。在反对疾病、反对贫穷、反对不安全、反对不公平的斗争中，很多人得到遂行其斗争倾向的充分机会。
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以满足其斗争需要的时期，人们在反对那些对于所人的人都是共同敌人的势力的普遍的和集体的种种努力中表现其斗争需要的时期，距今可能遥远。但其困难在于某些获得的社会风俗的持续性而不在斗争需要的不变性。
斗争性的恐惧心是人性中的固有的因素，但怜惜心和同情心亦是如此的。我们很“自然地”派遣护士和医生到战场上去并供给医院的种种便利品，如同我们很自然地以刺刀互相冲击或放射机关枪一样。在古时候，斗争性和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战争的进行多半是挥拳肉搏，但斗争性在今日战争的发生上则起很小的作用。某一国的公民并不能本能地仇恨另一国的公民。当他们攻击或被攻击的时候，他们并不挥拳肉搏，而是从很远的地方用炮弹射击其从未看见的人们。在近代战争中，愤怒和仇恨是在战争开始后产生的；它们是战争的结果，不是其原因。
支援战争是一个艰巨的工作，要激发一切情感的反应，要充分利用宣传的和关于敌人残暴的故事。除掉这些极端的措施，要有确定的组织，如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去维持甚至非战斗员的士气。所谓士气，多半是达到某一顶点的种种情感；很不幸的，恐惧、仇恨、猜疑便是最易激发的种种情感中的几种情感。
关于现代战争的原因，我将不企图说些武断的话，但是我不相信有人将否认，战争的原因与其说是心理的，不如说是社会的，虽然在鼓动人们要求作战和继续作战上，心理的刺激是很重要的。并且我不相信有人将否认，在战争的社会的原因中，经济的情况是很强大的因素。但是主要的论点是不管什么社会原因，它们是传统、风俗、制度、组织的事物，并且这些因素都是属于人性的可改变的表现方式，不属于其不变的因素。
在上面我曾拿战争做一个范例，来说明在人性中什么是可变的因素，什么是不可变的因素，什么是这些因素对于社会改变的计划之关系。我选择了这个范例，因为它是一个极难有持久改变的事例，而并非一个容易有持久改变的事例。重要的论点是：当前的种种障碍是社会势力所建立的，而社会势力则随时改变，并不为人性的因素所确定。和平主义者专门乞援于同情心和怜惜心，从而不能达到其目的，这亦足以说明这一事实。因为，如同我在上面所说的，仁爱的情感亦是人性中的一个确定的因素，但其表现的途径则依赖于社会的情况。
在战时，常有这些仁爱的情感的伟大的表现。友爱感和帮助那些需救济者的欲望在战时是很强烈的，正如它们在我们观察到或想象到的大灾难时期是很强烈的一样。但是这引起情感是在确定的途径中表现出来的，是局限于对待我方的人们的。这引起仁爱的情感和对于敌方的愤怒的与恐惧的情感，如果不是同时表现在同一个人中，至少是同时表现在同一社会中的。因此，和平主谘者乞援于人性的仁爱的因素，而不明智地考虑到正在起作用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这必然会招致最后的失败。
威廉·詹姆士在其“战争的道德的因素”一文中，作了一个伟大的贡献。这篇文章的标题即暗示我的论点有些基本的需要和情感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它们可能采取和其目前的表达方式根本不同的表达方式。当有人建议在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上作出某种基本改变时，立即会引起一个与日俱增激烈的争论。现在关于这样广泛的改变的建议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在另一方面，有人反对这些建议，说这引起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牵涉到人性中的一个不可能的改变。对于这种论调，主张那所欲的改革者的答复是：现在的制度或其某些方面是违反人性的。反对和赞成改革的两方面的论据都是错误的。
经济行为和法律对人性的影响
在事实上，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是属于人性的表现方式之最易改变者。历史便是这些改变的活生生的证据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会利息是不自然的事，这种学说在中古时代得到回响。一切利息在当时都认为是剥削，只是在经济情况改变后，付利息才变为习惯的“自然的”事情，而剥削一名词获得了现在的意义。
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方，土地是公有的，土地的私有制被认为是不自然的事情。在另一些时期和另一些地方，财产属于一个主人，其臣民的财产（如果有一点财产的话）要让主人随意支配。在现代金融和工业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信用贷款的整个制度是近代的发明。合股公司与其个人的有限的债务制度的发明亦大大地改变了关于财产的更古老的事实和观念。我想，拥有某些东西的需要是人性的固有的因素之一。但假定美国在一九四六年的私有制及其对于政治的、法律的支持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是固有的占有倾向的必然的和不变的结果，那是一个愚蠢的纯粹幻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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