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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第19辑
2019年第2期第186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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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皮尔斯符号学影响，雅各布森在其符号翻译观中指出翻译对符号意义生成及转换的重要作用。意义传达的动力性与无限衍义理论为可译性问题的争辩带来新的视角。通过对诗歌翻译的考察，雅各布森对皮尔斯三种符号类型进行了补充与完善。翻译三分法的提出引发了对翻译定义、界定及分类的重新认识，为翻译研究与符号学的发展与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雅各布森的符号翻译观架构起了翻译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理论之间的桥梁。
关键词
雅各布森，符际翻译，可译性，皮尔斯，翻译符号学
20世纪著名结构主义学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一生著述颇丰，在语言学、符号学、诗学等学科领域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1959年发表的文章《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触及翻译理论，提出了语内、语际与符际三大翻译分类，在翻译研究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文自发表以来一直被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作品之一，对雅氏翻译思想引述不断，其中引用其翻译三分法以引出被视作“正统”的语际翻译进行讨论最为普遍，而对其翻译观的符号学理论渊源探索及反思有限。雅各布森对翻译的论述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根基，其中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使他对意义传递及翻译的认识迈出了语言中心模式，其符号翻译观重新阐发了可译性问题与翻译的定义及界定，沿袭并完善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开启了翻译研究与符号学的跨学科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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