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干春松：世界纷乱，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三 )

民族国家体系所内含的本国利益优先的立场使得国家的对外功能完全服务于对内功能，强势国家得以通过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掠夺其他国家，构建起全球差序格局，这种事实上的霸权体系与中国的天下观念在价值上迥然不同。
为了适应这个新的世界，中国现在也是民族国家的一员，但我们始终站在“和平、包容、开放”中华文明根性的高度，反对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也不认同霸权体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秉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关心、同情和帮助欠发达国家，不与“霸道”为伍。因为霸凌的世界秩序违背了儒家“天下为公”的精神，也不会是人类理想的秩序。比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处理中东地区危机的时候，不顾当地的文化基础，强行制度移植，这些实践的后果都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追求人类和平是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比如康德就提出过永久和平的愿景，哈贝马斯也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启发人们以超越民族国家的高度去思考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气候变化、流行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面前，霸权体系不仅无力解决，更暴露出自身的不可持续。
一些西方人从“冲突不可避免”的认识出发看待中国，得出中国“国强必霸”的判断，这是套用自身逻辑来解读中国，结果是陷入价值观的误区，暴露了这部分人既不理解中华文明的根性，也不熟悉中国发展史，此种“傲慢”与“偏见”必须摒弃。中国人对国际合作有自己的价值坚持，各国之间利益的平衡是重要的，但人类应在利益平衡基础上追求价值的平衡机制，增进文化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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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故宫敦煌特展。中新社发杜洋摄图片来源：CNSPHOTO
中新社采访人员：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传统的“天下观”有何关联？中国人对“共同体”的思考为人类文明互鉴带来哪些启示？
干春松：民族国家体系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这样的体系会忽视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近代以来的数次战争，都是这种体系内在矛盾的体现。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国际性组织和地区性的联合组织都是从“超国家价值”的角度来运作的，这都是试图构建共同体的尝试。
中国人爱讲同呼吸、共命运，中华文明推崇“四海一家”“包容开放”，这为全人类拉紧祸福相依、安危与共的命运纽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随着全球化深入，当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成为国际关系的突出问题。近来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让许多人感叹“文明冲突”的预见，然而站在中国文明的角度，并不是要验证文明冲突预言的准确性，而是要寻求避免冲突。对此，蕴含儒家仁爱观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呈现出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关切之间的辩证统一，可以为我们理解人与人、个人与国家、国家与人类、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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