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干春松：世界纷乱，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二 )

中国古人将天下秩序视为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最高价值，这一方面使后人能基于这样的文化的根性对现实的不完满保持批评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赋予文化“自省”的态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赏，这在我们对待外来文明和其他民族的态度上有着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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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南宗家庙前的孔子雕像。董易鑫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您提到中华文明有“自省”的态度而非“傲慢”孤芳自赏，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如何兼收并蓄并相得益彰？
干春松：中国古代有“存二王之后”的制度安排，意思是王朝更替时要在某一个地方保留旧朝文化，这种制度安排，事实上造就了不同制度和文明形态的融合。更值得肯定的是，这肯定了文明文化之间绝非“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而是不断累积不断丰富的过程。
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典型事例是佛教的传入。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国时，古人并未特别大惊小怪，因为对于有“天下观”的中国人来说，文化“无外”，文化的边界是无限的。
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格义”的方法去理解佛教，也就是说从本土的道家和其他文化资源去接受佛教。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之后，佛教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在审视、吸收和批判过程中完成了佛教本土化。
与佛教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中华文明均对其接纳吸收，变外来宗教为中国化宗教。如果说不少西方人认为战争是文化理解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则认为不同文化应在磨合过程中实现兼收并蓄繁荣发展，健康的融合不是一方把另一方“吃掉”，如果一方未曾从另一方文化中汲取营养，那么这样的“融合”并无价值。
在“走出去”交往方面，中华民族坚持交往合作而非侵略扩张。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通丝绸之路，推动文明平等交流；600多年前，郑和七下西洋足迹远达非洲，在这些过程中，中国人并未有殖民之企图，而是以物质和文化交流的方式来融入当地。
不同的文化应当通过对话沟通取长补短，而非走向“文明的冲突”。“美美与共”的自觉，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自身精神特质的阐发，也可以为处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关系提供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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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话剧《孔子》。邱江波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在您看来，中西方对“霸道”的认识有何不同？一些西方人为何会产生“国强必霸”这样的对华误读？
干春松：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楚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原理。17世纪中叶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现代世界治理体系。它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一起，构成了充满战争和掠夺的“内外有别”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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