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西厢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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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巨大成就是历史的传统使然。其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短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其大致内容是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 。“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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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少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弥新，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其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矜持的姿态展现。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真实可信，但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莺莺传》是一颗沾有泥淖的珍珠，人们都是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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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宋杂剧有《莺莺六幺》(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畴>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作者虽还没有洞悉悲剧发生的社会原因，但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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