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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萧太后、辽圣宗及权臣韩德让率契丹大军南下侵宋,宋真宗亦御驾亲征,两军对垒于黄河岸边的澶州,相持不下 。决战对双方而言,都是生死存亡的抉择 。于是,宋辽于岁末缔结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助”辽以岁币 。虽然对于此次盟约素来褒贬不一,但难以否认的是,它确实带来了宋辽间百余年的和平局面,甚至开启了宋人“堪与开元之治媲美”的盛世幻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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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旧说多认为,澶渊体制的维系是宋辽两国均势长期延续的必然结果,但这样的判断或许多少失之过简 。
历史学者林鹄在其新作《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中提出:“以往的认识大多跳过了蕴含多种发展可能、复杂多变的宋辽夏三方博弈过程,仅从结局逆推,夸大了澶渊之盟的效力……事实上,想象中的超稳定结构并不存在,百年和平只是宋辽双方政策制定者有时正确、有时错误的决策导致的偶然结果 。
百年和平背后的风云变幻
就在宋朝君臣沉迷于太平幻梦之时,据于西境的拓跋李氏全力扩张,建立夏国,不甘臣服于辽宋 。自宝元三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李元昊三次向宋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并大获全胜,引发了宋廷的震动 。当此之时,辽趁机要挟宋朝,向其索要大片领土 。而宋虽未应许,却也在辽夏连兵的忧惧下同意增加二十万岁币(其中一半为让辽出面劝说李元昊重新臣服于宋的酬劳),并在官方文书中对此行为由澶渊盟约中的“助”改为明显含有下对上意味的“纳” 。虽然这场风波就此“平息”,却让宋人真正感受到了屈辱,并对盟誓的效力产生了怀疑 。
范仲淹曾上疏言道:“敌情翻复,自古非一 。以四十年恩信,尚不能结之,恐非有限之货能足无厌之心,此可大为之防,盟誓不足恃也 。”而临危受命赴辽谈判的富弼感受则更为深切,仁宗本欲因谈判之功晋其官职,他却严词拒绝:“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 。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敌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 。”由此可见,庆历增币对于北宋朝廷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西夏蕞尔小国,却令堂堂大宋束手无策,而在契丹人面前委曲求全 。更甚者,即便付出如此代价,也难以换取真正的和平,辽朝的威胁“譬若疽疮”,再加上西夏的不时挑衅,让宋廷君臣时时深陷忧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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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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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忧则彼喜,庆历增币后的局势对辽而言应说是一片大好 。若与西夏连兵,或许辽朝就可全面突破澶渊体制,彻底凌驾于宋朝之上;即便只是暗中支持西夏继续对宋挑衅,辽也不难坐收渔翁之利 。但辽兴宗的做法却有些出人意表 。他一改此前积极推动宋夏合议的态度,转而离间两国,并亲率大军讨伐西夏,即便元昊认罪请降也不改初衷,意图将西夏一举征服 。结果,此次来势汹汹的征讨却以失败告终,而辽此前在三国关系中的显著优势也有所减损,在经历一番激烈震荡之后,三国格局还是大体回归原有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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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陵
虽然澶渊体制最终得以维系,但其间跌宕起伏的局势变换,以及它持续的影响力也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 。一如《忧患》中所说:“仁宗庆历年间的这番纠葛虽然无疾而终,却给宋人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心理创伤 。”而这种创伤在宋神宗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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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投下的可怕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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