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杜晓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数量该不该“封顶”？( 二 ) 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杜晓|自然

杜晓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对世界遗产价值体系的学习。上世纪80年代，刚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中国，对世遗体系的很多规则都不够了解，更多的是依据传统文物保护的思路尝试推进。
中国拥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四个“混合遗产”(自然与文化“双世遗”) 。其中， “混合遗产”在当年的申遗过程却并不顺利。西方社会普遍认为，自然和文化是割裂的，人创造的和自然的东西应该区别看待，而在东亚社会，特别是在中国讲求“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下，人们习惯于把自然和文化当成一件事去看待。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价值的冲突和理念的表达。 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的讨论与发布，正式将东方和西方社会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价值冲突推上了国际舞台。这场讨论，不仅让国际学界正视东亚木结构建筑与西方不同的材料属性，并且促使中国重新思考了传统观念与国际文件之间的深层关系，进一步从文化语境的角度，深入考虑了通过世界遗产体系来保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初衷。
2000年，基于中国文物特点所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发布，既体现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与国际共识的接轨，也代表了一份扎根中国实践、彰显本土特色的宣言。
到了第三阶段，中国的探索开始对国际理念产生融合与推动作用。 2011年，在对世界遗产类型深入研究后，中国第一次主动将杭州西湖申报为“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并顺利列入世遗名录。与1996年庐山国家公园被动申报为“文化景观”不同，西湖的申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关系，用国际化语言作了充分阐述，标志着民族精神与世界遗产话语体系的融合。
中国在数十年间探索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所建立的“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名录制度，反过来推动了国际社会有关乡村遗产的实践与反思，从多个方面为国际组织制定全球“乡村景观”遗产的保护方法作出了多维度贡献。
世界遗产始终是中国向世界表达价值观，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舞台。过去，我们将申报的遗产地看作一个个独立项目，列入名录被看作是对遗产地价值的最高肯定。但未来，它们必将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向国际社会进一步讲述中国的历史观、文化观和美学观。
采访人员：世遗名录到底该不该“封顶” ，设一个数量上限？
杜晓帆：从1972年当时的《世界遗产公约》通过， 1977年《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出台，到1978年诞生第一批世界遗产，如果按照当时的世遗标准设定的话，很多人认为世界遗产应该有一个上限，达到一定数量就应该没有可以再评的世界遗产，因为没有那么多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

数量|杜晓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数量该不该“封顶”？(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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