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四周年:减量有成 焚烧处境尴尬


垃圾分类四周年:减量有成 焚烧处境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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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政策减少了垃圾,焚烧炉依然建设不停 , 中国的垃圾处置政策应该统一标准和更精细化 。
今年是中国强制垃圾分类的第四年 , 一系列政策不仅影响着居民的行为,也隐形地冲击了垃圾末端处置行业 。在这四年里,中国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和处置能力都翻了一番左右 。但是,伴随着分类后垃圾的减量,部分焚烧企业开始“吃不饱” 。
5月,芜湖生态委托上海青悦,一家关注环境数据的环保组织,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上的工厂运营数据做了整理 。这个平台由生态环境部主导 , 从2020年1月起,每日公开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前一日的污染物日均值和运行数据 。
结果显示,5月份全国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内停运”8499天次,也就是焚烧厂的一个焚烧炉停运一天的情况在这个月内发生了8499次 , 甚至有部分焚烧炉当月超过一半的时间没有开机 。除去设备老化等停运因素,这意味着相当多的垃圾焚烧炉闲置了 。
一方面是垃圾焚烧厂的不断增加,处置能力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是垃圾分类后 , 焚烧厂无垃圾可烧,垃圾焚烧行业陷入产能过剩的僵局 。要满足过剩的焚烧产能,反过来可能会使更多垃圾被焚烧处置 , 有违垃圾分类的初衷 。这种局面背后,是不同部委间相互矛盾的政策 。加强地区间和部门间的政策协调,从城市基础设施属性上科学处置垃圾,方能推进垃圾分类政策 。
分类后焚烧减量
目前中国只有上海市公布了可回收垃圾的量 。在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后,从上海的数据可以看到可回收物和湿垃圾回收量的增加,这是导致焚烧垃圾减少的一个因素 。
上海在2019年7月开始实施具有强制性的生活分类政策后,干垃圾的量不增反降 。以2021年为例,上海市共分出湿垃圾和可回收物合计646.1万吨,占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超过54%,而这一比例在2018年仅为不及21% 。
 
干垃圾的减少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置量的影响十分明显 。在分类实施前 , 垃圾“烧不完” 。2018年上海市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焚烧处置能力281万吨/年 。由于垃圾太多,焚烧厂超负荷运转,当年实际的处置量是386万吨,另有387万吨左右填埋处置 。也就是说,焚烧占了干垃圾处置的大约一半 。
而分类实施后干垃圾减少,垃圾焚烧厂呈现“吃不饱”状态,即焚烧厂因无垃圾可烧而被迫停运的情况 。以上海老港固废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为例,在今年5月份的垃圾焚烧厂运行数据中 , 该公司的12个焚烧炉有88天次的停运 。2021年,上海市垃圾焚烧处置能力是765万吨/年,实际处置量为665.2万吨 。焚烧能力超过了需要被焚烧的量 。
今年5月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建部)表示,争取在2025年底前基本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全覆盖 。如果垃圾分类得到进一步推进,减量带来的垃圾焚烧厂“吃不饱”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
焚烧厂“产能过剩”
住建部自“十二五”开始对焚烧设定明确考核指标 , 后又在《”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简称”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提高目标:“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65%左右” 。
在考核指标的激励下,生活垃圾焚烧厂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 工厂数量从2011年的130座倍增到了今年的927座,焚烧的处置能力在2022年底就超过100万吨/日,提前三年超额完成了“十四五”规划 。
【垃圾分类四周年:减量有成 焚烧处境尴尬】 
除了垃圾分类在源头上减少了焚烧量之外 , 在工厂的投资建设阶段,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能力的过高估计、焚烧企业抢占市场时的产能布局、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目的虚报数据、地区之间难以共享等等,都可能造成垃圾焚烧的“产能过剩”,即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超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情况 。
以“产能过剩”指数表示,如果该指数大于100%,则认为该区域可能存在生活垃圾焚烧“产能过剩”的情况 。
“产能过剩”指数=年焚烧处置能力 / 年生活垃圾产生量
根据我对有生活垃圾焚烧厂的29个省区市的计算,全国2022年平均“产能过剩”指数为100.99%,12个省区市”产能过剩”指数超过了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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