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的广州合族祠研究》 , 广州的合族祠书院大都建自康熙年间及以后 。 当时 , 广州商业繁华 , 商品流通及人口移动频繁 , 到广州参加乡试的各地士子不断增长 。 省内各姓纷纷联络本县多个同姓宗族 , 或联络数县、数十县姓宗族 , 彼此以“房”的名义合资参与 , 在广州城买地买房间建立宗族背景的姓氏书院 , 作为各地本姓子弟应试合因公晋省暂寓之所 。
苏慧颖则介绍同治《广州府志》记载自康熙以来 , 贡院号舍不断扩增 。 “贡院号舍的增多 , 表明科举应考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 亦表明社会群体希望通过‘业儒’来跻身仕途 , 谋求社会地位 。 远离省城的边缘宗族为应对科举应试的需求 , 而不得不在广州城内寻求落脚点 , 在某种程度上也催生了合族祠 。 ”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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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书院内保有的石碑 。
庐江书院内现保有12通石碑 。 从刻于清嘉庆十三年 (1808)的《房份次序碑记》、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重修庐江书院碑记》中可以看到庐江书院的收入主要来自宗族的捐献、其名下的物业租金及店铺的收入等 , 而这些收入主要用于房屋的修缮、祭祀设施的修筑等 。
谈及合族祠与商业运作之间的联系时 , 苏慧颖特别提到一通“还我尝业”碑 。 碑文主要讲述了何家子孙何玉衡在担任族产协理期间 , 私自将族产六间商铺抵押变卖给张氏 , 何家后人通过法律诉讼 , 终于拿回了族产的六间商铺 。
通过对碑刻的释读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窥合族祠的经济信息 。 “‘尝业’也称尝产 , 俗称‘公尝’ , 是同一家族或宗族各房共同占有的公共财产 。 ”苏慧颖解释 , “庐江书院的日常运作 , 除了管理宗祠本身之外 , 还涉及一定数量的经济产业 , 所以置业和管业也是主要的经营活动 。 在置业层面 , 一旦积蓄稍有宽裕 , 宗族会马上置业出租收取利益 。 由于涉及的是共同财产 , 所以置业时 , 必须要求各房主人同意或共同参与 。 但是 , 为了提高运作效率 , 宗族会选举‘值事’‘协理’‘任事’等负责‘尝业’的日常管理和运营 。 何玉衡便是在担任‘协理’期间 , 利用职务的便利 , 私自变卖‘尝业’ , 因此引发了族人争讼 。 ”
在饶原生看来 , 庐江书院经过200多年的历史 , 在2019年成为华南地区首家综合性金融博物馆 , 内在亦有联系 。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 , 金融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 而能建合族祠书院的多为广府的名门望族 , 说明经济条件好了 , 就希望子孙博取功名 。 俗话说书中自有千钟粟 , 书中自有黄金屋 。 书读好了也可以更好地做生意 。 ”饶原生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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