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 , 国家文物局启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工程 , 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图像资料档案 。 当时的大足文管所没有照相机 , 也没有专业测绘人才 , 郭相颖自告奋勇 , 决定采用最原始的绘画方式 , 为大足石刻建档 。
缺少测绘仪器 , 木尺便是丈量工具 。 郭相颖说话间从墙角拿出了这块“久经沙场”的“老战友” , “看看 , 都磨圆了 , 像个木块 。 还有就是一个20米长的皮尺 , 中间都是断了的 , 我把它接起来用 , 这些就是我的法宝 。 ”
丈量大足石刻 , 是体力活 , 也是脑力活 。 郭相颖白天测量 , 晚上借着煤油灯画草稿、描图 。 灯下长期伏案 , 他的鼻孔都被灯烟熏得黑亮 , 直到后来换成有灯罩的油灯才有所改善 。
测量时 , 遇到较高的石像 , 20米长的皮尺不够用 , 郭相颖就在绳子上套布条 , 红色代表一米 , 白色代表半米 , 以此进行测量 。
冬天顶着阴冷入骨的寒气测绘;夏天伴随着夜鹰孤独的叫声 , 和驱蚊的蒿烟度过一夜又一夜 。
两年多后 , 两版共长达40余米、画了上万尊造像的长卷问世 。 为何是两版?“第一版我觉像工程图一样 , 太单调 , 不好看 。 后来加上了环境重绘了一版 , 看上去就生动了 。 ”郭相颖笑着说道 。
1984年 , 郭相颖调任大足县副县长 , 分管文化、旅游、宗教等工作 。 “老实说 , 我当时真舍不得离开石刻 。 ”郭相颖说 , 不过 , 这样的分工也有利于从更高层面推动协调大足石刻的保护和利用 。
“舍不得”三个字不是嘴上说说便罢了 。 几年后 , 郭相颖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主动提出回到大足石刻继续修文物 。 他向组织恳切地说:“找一个副县长容易 , 找一个热爱文物事业的人难 , 把我放回去 , 于公于私都有利 。 ”
1990年 , 郭相颖重回大足石刻 。 当时 , 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仍是一个科级单位 , 人才奇缺 , 加上工人总共只有十几人 。
“基础太薄弱了 , 不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 , 不利于石刻宣传保护 , 必须升级重组 。 我就向市里要求 , 把机构的级别提高一下 。 ”同年 , 郭相颖获批拿到60个名额指标 , 正式组建县处级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 郭相颖为首任馆长 。
助“石刻”申遗
1999年12月1日 , 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成为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处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 , 至此也奠定了“北敦煌 , 南大足”之地位 。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刻!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电话亭打国际长途报喜 , 当时我热泪流淌 , 握着话筒的手不停发抖 。 ”时隔20余年 , 回顾当时的情景 , 郭相颖仍旧激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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