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书房行走是什么官职御书

宋代瓷器上面有御书真实可靠吗??宋代瓷器上面有御书真实可靠，理由：宋代皇帝大多喜爱瓷器，宋徽宗尤甚，宋徽宗艺术水准很高，对天青色瓷器情有独钟，故宋代官窑瓷器上上御书就不足为奇，是真实可靠的。
御书指的是什么？称帝王的书为御书。在我国古代，帝王有时会通过赐予墨宝表示对某人或物表示嘉奖，因此出现了御书匾额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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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的起居注里，经常有颁赐御书的记载，颁赐御书有何用处？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言行记录，从汉代开始，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有起居注，这一记录由注官当时记载，很少有修饰成分，因此材料比其他史料更显真实，是修撰国史的重要材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康熙朝从康熙十年九月开始，到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之间，共记载有982册起居注，语言分为满、汉两种，其中汉文正本486册，稿本7册，余者皆为满文版本。这些记录是后世研究康熙朝的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多次康熙帝颁赐御书的活动。康熙帝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用儒家思想教化臣民，也是以这种形式鼓励大臣，是康熙一朝政治风格的缩影。
入主中原之初，满人并不十分重视汉文化。对于汉语、汉字，清朝统治者持有排斥态度，而将其满文化视为主流，在全国硬性推行，并引发了剃发、圈地等民族色彩强烈的政治活动。在受儒家文化教化数千年的中原，这些压迫、奴役的政策引起了强烈的冲突，在清王朝建立之初，政权尚不稳定时，顺治帝感到危机重重。
在满汉冲突来带的政治危机中，顺治帝被迫重新审视文化差异，接受中原的传统文化。为了加强政治稳定性，他提出了“兴文教、崇儒术”的大方针。不过在清初，各方战事尚未评定，顺治帝无暇过多顾及文化方面，因此这一方针没有被很好地落实。问题延续到康熙一朝，矛盾更加尖锐。
在处理满汉冲突的过程中，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重新迎回中原传统文化的宗主地位，才能结束满汉相争的局面，中原人士才会在内心里接受满人的统治，从而化解民族危机。因此，作为统治者，康熙帝带头提倡、学习汉文化，苦练汉字书法并大量颁赐御书。在康熙帝的引导下，八旗子弟、满洲贵族均已学习汉文化为风尚。至此，执掌中原文化领域多年的中原传统文化再次回到中心地位。
唐代张怀瓘在《字体论》中这样说道：“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进一步解释道：“正书法者，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者，所以闲圣道也。”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书法这种抽样艺术，在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中已经深受影响。具有使用功能的书法表达已经成为表现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信条。
书法影响人心，人心影响圣道，这是儒家思想关于书法的核心部分。因此，在清朝统治者慎重审视汉文化时，书法就在这一过程中充当重要的媒介作用。尤其是康熙帝大量颁赐御书的行为，正是借助这种实用性很强的艺术形式，来与汉族官员亲近与沟通，从而变相维护了清政府的统治，使得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局面更加稳定，从独特的角度促进了清初社会的发展。
康熙帝通过多次颁赐御书的行为，将原本就处于中原文化领域中心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重新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帝在孔子故里曲阜诏谕：“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朕向来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
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帝又御书匾额“学达性天”赐予宋朝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祠堂，已经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康熙帝御书“阐道醇儒”匾额，赐予景州知州，命其将匾额悬挂在董仲舒庙。类似的行为还有很多，康熙帝通过频繁的御书赐匾等活动，授予儒家文化至高无上的地位。
康熙帝是一位文化修养很深的帝王，他自幼饱读儒家典籍，对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相当熟悉，有自己的领悟。其中的很多名句常常被他信手拈来，引用于御书创作之中。因此，由崇尚儒家文化的康熙帝颁赐御书，就相当于颁赐“圣贤之道” 。
比如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赐予吏部尚书库勒纳的御书匾额“冰鉴堂”，就出自于《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鉴”，意思是洁净如冰的镜子，寓意为教化库勒纳，身为执掌人事的官员，应明察秋毫，谨慎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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