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书房行走是什么官职御书( 二 )

赐给户部尚书马齐的御书匾额“九式经邦”出自于《周礼》“以九式均节财用”，寓意希望户部身为为大清国理财的部门，应“量入为出，略有贮蓄” 。赐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事常书的御书匾额“掌司纶”一语出自《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所指意思为其草拟诏书、圣旨的职责非常重要。
起居注中对康熙帝御赐匾额有相对详细的记载，当时他连书十幅，每一幅中都蕴含对官员的期望、鼓励，或者巧妙的提醒、教育的意义。这就反映出康熙帝对儒家文化十分熟悉，在儒学领域相当博学，并且运用得当。
康熙帝还常常颁赐御书，来教育或者提醒，或者训诫官员。根据起居注的记载，他曾经给17位大臣赐过书有“清慎勤”的匾额。这句话出自宋朝吕本中的《官箴》一书，取自“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之句。其中尽是对官员的要求，可谓十分清晰。康熙帝御赐此匾额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希望大清的官员能做一个“请慎勤”的好官，清正廉明，谨慎勤勉。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康熙帝御书《督抚箴》一篇赐给巡抚李光地，二十四日又御书《督抚箴》一篇赐给巡抚王国昌，二月十二日再书《督抚箴》一篇赐予巡抚宋荦。前后时间不超一个月，康熙帝连续书写三篇《督抚箴》，分别赐给三位不同的督抚，可见康熙帝用意之深和用心之切。
康熙帝还将颁赐御书、推行儒家文化的做法推行到处理与属国的关系上来。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命翰林院检讨汪揖携“中山世土”四字御书前往琉球册封。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康熙帝书“忠孝守邦”四字御书颁赐安南国王。大臣们纷纷上奏说，海外属国通过康熙帝颁赐御书，感受到康熙皇帝的震慑之威，和大清帝国的实力之强，于御书中尽可见康熙帝的怀柔之意。这种说法虽然是清朝官员的一厢情愿，但是也反映了康熙帝颁赐御书的目的，希望天下臣民共同尊崇儒家文化的愿望。
康熙帝频繁地给部院大臣、封疆大吏颁赐御书，目的是希望以此促进君臣关系，加强与大臣的沟通。比如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康熙帝赐牛钮御书并嘱咐：“此朕机务余暇所书之字，虽未甚佳，以尔职在几密之地，特以赐尔。”牛钮回奏：“臣一介竖儒，仰荷圣恩，荐拔今职，唯恐谬误多端，深切悚惧。乃过蒙皇上优眷，赐以御书手卷，益觉不克负荷。唯有敬捧宸翰，虔加珍藏，传之子孙，永为世守之宝而已。”于此类似的还有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御赐索额图的御书。
康熙帝通过颁赐御书给这些大臣，希望他们为朝廷尽忠。对于那些有功德的大臣，康熙帝也常常通过颁赐御书对他们加以奖赏和鼓励。比如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康熙帝颁赐于成龙御书，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康熙帝颁赐巡抚宋荦御书，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熙帝颁赐江苏乡官御书，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康熙帝颁赐江宁通省司道等八名官员御书。这些大臣都是于朝廷有功之臣，康熙帝给他们颁赐御书，目的是鼓励他们继续为朝廷尽忠。
康熙帝还常常颁赐御书给一些忠臣良将的后代，以示抚恤之意。比如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康熙帝颁赐原任湖广粮道叶映榴之子叶勇御书，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因其父功绩，特颁赐御书与浙江湖州府知府。此类情况，在起居住中还有很多记录。康熙帝这一举动，体现了康熙帝对忠臣良将的赞许，和对他们后人的鼓励之意，达到教化臣子成为为大清效忠的人的目的。
作为人臣，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受赐御书都是光宗耀祖之事。很多人将受赐的御书制成匾额或者刻碑勒石，甚至作文纪念，表示感受皇帝之恩，和纪念之意。根据起居注的记载，康熙帝施政期间颁赐御书800多福，而由于起居注记载的并不完全，因此实际数量应大于这个数字。
有的人认为这些御书中，有一部分是太子或者其他皇子代笔，其实在起居注中，这类御书都被特别标注，因此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康熙帝大量颁赐御书，一方面是展示自己的儒家文化修养，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教化自己的臣民。他以身作则，希望倡导勤勉之风气。康熙帝通过颁赐御书的形式，提高汉文化的宗主地位，使得中原人士从内心接受满人统治，从而达到清政府的稳定政局的目的。满汉文化相争，必然影响政局，从起居注看康熙帝颁赐御书的行为，他尊崇儒家文化的举动，大大缓解了满汉矛盾，为开创盛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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