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的发现第一次宣告了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 证实了中国在夏商周等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 ， 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 。 然而 ， 在对“早期中国人文化”来源的认识上 ， 安特生仍然未能突破自身局限 ， 他仍然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引向了西方 。
随后 ， 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又用数年的时间在我国的陕、甘、豫西等进行了更加广泛的考古调查 ， 并陆续发现了与仰韶文化相类似的多处彩陶文化遗存 ， 也使得他“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进一步强化 ， 这也成为西方学术界对“中华文化起源”错误认识的一个缩影 。
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偏见 ， 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种种不满 ， 但是却苦于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 去“打”西方史界的“脸” 。
不经意一瞥换来的惊喜
偶然一瞥 ， 让吴金鼎在1928年的春天十分激动 ， 在后来的记述中 ， 吴金鼎写道 ， “崖上之灰土包含层极为显著 ， 中含陶片石块及贝骨等物 ， 颇与吾人所常见者不同 。 ”
此后 ， 他又先后四次来到城子崖进行考察并最终认定 ， 此处遗址包含层蕴含着“重大意义” 。 这很快引起了史语所的重视 ， 1930年11月 ， 在傅斯年的推动下 ， 史语所与山东地方正式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 ， 并正式向城子崖进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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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 ， 在研究会成立的发布会上 ， 史语所考古组组长 ， 同时也是吴金鼎老师的李济表示 ， “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 ， 要研究这个问题 ， 我们当然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一个起发点；由殷墟上溯必有一个发达的石器时代 ， 要是我们能够如此一步一步的追寻出来中国早期文化递嬗的痕迹 ， 当然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我们认定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出有石器的遗存 ， 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 。 ”
另外一个理由是 ， 中国境内此前出土的彩陶被认为“与中亚小亚细亚以及东欧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处” ， 从而被视作“中华文化西来说”的一大证据 。 而李济认为 ， 这些彩陶文化遗址只在中国西部与北部 ， 而东北部的大平原尚无发现 。 那么“中国内地东北大平原是否也有个石器时代？要有的话是否也有带彩的陶器？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 ， 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样的贵重陶器 。 ”
1930-1931年 ， 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城子崖进行了两次发掘 ， 发掘成果最终证实了吴金鼎的推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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