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不包括谁建安七子( 二 )

这篇檄文全文极长，因文笔极好，后来不仅被收入《后汉书》《三国志》，甚至还被收入《文选》里。曹操当时也读到了檄文，想必也做出了判断。因此五年过后，当击败袁尚最终俘虏陈琳时，曹操只是指责他：骂人骂到本人就行了，何必要上升到父亲祖父呢？然后接受了陈琳的道歉，再任命他为自己的秘书这一敏感官职，陈琳后来与书法家阮瑀一起，负责起草公文的工作，魏国很多国家级文件，都出自陈琳之手。陈琳所作那篇檄文流传至今，而曹操当年的宽容也就被流传至今了。
就这样，曹操不断树立起自己礼贤下士的形象，来表达自己与董卓、梁冀、窦武、何进这几位此前掌握大权的人不同。集聚在邺城的文人雅士越来越多，又使得士族们对曹操另眼相看，通过战争获得的权力取得了在文化上的正统性。
曹操晚年，儿子曹丕写下《典论》，在这部巨著中，他将曹操政权手下的七位文臣名士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和孔融推为代表人物，并第一次把他们命名为“建安七子” 。与后来的竹林七贤不同，建安七子并不是一个小团体，而是曹丕个人选出来的。曹丕深爱孔融的作品，并将他推上七子之首的位子。
比其他人都年长的孔融，属于最早加入曹操阵营的一批文士。他的家族源自孔子一脉，文献中留下过许多表现他小时候早熟的奇闻逸事。他天赋过人又傲慢，因敢于发声且观点独立而名声在外，没人敢招惹他。他曾在外放北海相时试图在曹操与袁绍两方之间保持独立性，但在建安元年（196），袁绍的长子袁谭对他发起进攻，战事持续数月，文献记载孔融对攻势毫不重视，宁可投入他的文学创作和清谈中，当敌人最终攻入他的首府，他才抛妻弃子，投奔了曹操。同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城并控制了东汉朝廷，孔融被汉朝廷任命为九卿。
在曹操实际掌权的汉朝廷，孔融经常凭借自己渊博的古典知识批评甚至讥讽曹操。曹丕迎娶袁熙的夫人甄氏时，孔融向曹操引用了《尚书》中记载的武王克商后将商王的姬妾赐给兄弟周公的故事。因为孔融在学界名声在外，所以曹操很相信他，但后来却发现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武王杀死了这个女人。此外孔融还曾嘲笑曹操在乌桓之战的胜利，批评他的禁酒令，并提出他应该退回自己的封邑。孔融的这些妙语和雄辩一再给曹操带来窘迫，动摇后者在学界和伦理上的权威，最终曹操被迫作出决定：即便带来不好的声誉，也要处死孔融。
对自己的文臣，曹操微妙地维持着恐吓与宽容之间的平衡，他曾让王粲随他西征张鲁，返回时，王粲写下《从军诗》：“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这首从军诗写得如此乐观自信，显然多少受到曹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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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被视为建安文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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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被曹丕推为建安七子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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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琳降曹是曹操礼贤下士的典型例子（本组图片：FOTOE供图）

建安文学圈子的聚会与诗赋
在邺城群贤的环境下，东汉末年进入了一个文学和学术异常繁荣的时期。曹操确立的尚文传统，在他儿子曹丕和曹植那里得以延续。如果说建安文学始于曹操，其发展壮大，则因他的两个儿子。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封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及副丞相，封曹植为平原侯，这时曹操对两个儿子仍还一视同仁。他谨慎地挑选辅佐儿子们的人选，五官中郎将下设“文学”官职，徐干首任，建安七子们聚会与此。曹丕、曹植比王粲、徐干以及其他文士同僚们小十多岁，但身为曹操之子，地位特殊。曹操希望儿子们能与这些博闻多识、操翰成章的名士一起，“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自此曹丕、曹植便成了建安文学圈子的核心。
尽管两人是继承人的竞争关系，但他们还是常聚在一起宴饮，在邺城的宫殿中和郊外游玩，创作出华美的诗赋，往来应答。
曹丕在《于玄武坡作》中说，“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在《与吴质书》中，他则回忆了他们乘车驾马野餐下棋游乐的场景，“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聚会和诗赋应酬兴盛起来，诗坛就这样形成了。这种聚会上，往往会找出一些题目，如女神、槐、迷迭香、愁霖、喜霁等，大家分头去写诗，作竞赛。《文选》中收录了一组被归类为“公宴”的诗作，其中三首的作者分别是曹植、刘桢、应玚，三首诗都完成于曹丕举办的一次宴饮，曹丕自己也作了一首《芙蓉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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