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一次全面的危机,它不但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也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充分暴露了囚徒困境下非合作均衡的坏的结果 。从2020年到现在为止疫情大流行在持续冲击,全球供应链修复遥遥无期,在这个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各行其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实施财政货币双刺激的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 。现在迫于通胀压力,很多欧美国家开始货币政策退出,但由于通胀的持续爆表,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越来越快,有可能导致出现无序退出带来的冲击 。
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那时候存在一个所谓的国际经济双循环,你买我的商品,我买你的美债 。2020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发达经济体实施财政、货币双刺激,形成了流动性的内卷,左右手互搏,由央行为政府的赤字融资提供低成本的资金 。下一次危机会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可能全球正面临一个2008年以来多次货币大放水带来的总清算的风险?我们的国际分工从讲效率转向讲安全,能不能应对危机?甚至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走到了零利率、无限量宽,还能不能走到负利率,我们用布雷顿森林体系3.0能不能应对这个危机带来的挑战?而且现在还暴露了一个风险,股债均衡交易策略失利,全球面临财富灭失的风险,发达国家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把MMT(现代货币理论)的游戏延续下去 。
记得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周小川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的经济学家圆桌晚会上作了一个演讲,就谈到了现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实施践行MMT理论,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天上掉馅饼,意思就是会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未来人们将亲身经历和观察这一重要且事关全球的宏观经济现象,所以我提出全球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十多年的大放水面临被总清算的危险 。
实际上危机也可能会提供新的契机,如果发生了新的冲击,有可能加强大国对话变得非常重要,让我们重温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精神 。我个人认为如果真要发生了危机,有可能国际货币体系会更加多极化,但这种多极化除了多极化的主权货币之外,有可能超主权货币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比如说SDR(特别提款权) 。现行储备货币的多极化是遵循市场选择的多极化的结果,而加强特别提款权的补充作用,有可能当没有其他的国家或者经济体能够单独地提供国家公共品的时候,这时候由超主权的机构补充超主权的信用,可能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种完善 。下一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怎么平衡国内法、国际法的关系,约束二级制裁、长臂管辖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还有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跨境支付清算体系,让它更加便利、安全、高效、普惠、包容 。
另外我们要更加完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使它更加中立化、非政治化 。
简单谈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大家都认为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发展潜力相比,程度有所低估 。但我个人认为这和中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市场承受能力和市场监管水平相比还是比较适应的,人民币国际化要实现它的发展潜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做强国内经济、做好金融体系,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完善金融基础设施,这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要维护和完善多边贸易体系,积极参与构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还要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内外币值稳定,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 。
第二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审慎地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行且致远的重要制度保障 。积极审慎地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安排,我们应该逐步地和国际规则、监管惯例接轨,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坚持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一种新的互利合作的关系 。同时,我们不能够既没有管理也没有数据,应该完善宏微观的审慎管理,加强国际收支统计监测,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 。
第三是要继续实施灵活的汇率政策,加快境内外汇市场的发展 。从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保持汇率灵活,有助于吸收内外部冲击,及时释放压力,避免预期累积,减轻对行政手段的依赖,进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我们要放宽交易限制,加快建设有深度、广度、有流动性的在岸外汇市场,更好适应汇率弹性增加的需要,更好增强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适配性 。另外要积极引导预期,防患化解汇率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超调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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