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晚明奢靡的消费风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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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
在明朝灭亡以后，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明庭在北京的文武大臣多达两三千名，自尽殉国的只有几十人而已，其他官员则是“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
而在没有受战火波及的南方，则是一派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景象。即使是当帝都沦陷于李自成之手，崇祯帝身死的消息传递过来以后，这群大臣第一个反应不是北伐报仇，而是因为拥立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的问题而吵的不可开交，都以自身个人利益为先。
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史可法痛心疾首的说出了那句“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
说来也讽刺，明朝在后世评价中颇高，有刚明之称，被称之为：无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如此有骨气的明朝，偏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家养士近三百年，结果大臣在国难当头之际，大多是抛弃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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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出现这种毫无骨气之事呢，别着急接下来宋安之以晚明奢靡的消费风气来说说。
笼统上来说，提起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很多人都比较惋惜明朝灭亡以后，南明却没有守住半壁江山，最后匆匆落幕的历史。
南明为何守不住半壁江山呢，现在讨论的原因，无非就是血统问题、党争问题、军队问题，还有清庭强大的问题。
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晚明整个社会其实已经陷入病态，消费风气是相当奢靡，不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但也差不了多少了，在这种太过安逸的环境之下，已经是没有了斗志。
晚明奢靡之风有多严重呢？
自明朝中叶开始，尤以江南为最，已经高消费的风气，比今天的超前消费还要严重。而且这种高消费不仅是局限于某几个大城市，而是开始全面化。
像当时的江南一个大镇南浔镇，史料是这般记载：“迩来风会日趋，稍不如昔，奢靡渐启。冠婚丧祭，并尚繁文，颇有僭逾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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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嘉兴府桐乡县青镇文人李乐根据其亲身经历，这般评论到当时社会现状：“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者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病则祷神，称贷而赛” 。
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开始奢靡浪费，甚至还以此为荣。如果有人节俭，那就是与众不同，那就是耻辱。
【说说晚明奢靡的消费风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然这些史料只是社会风气的记载，宋安之再以具体事例子来说说这种疯狂的超前消费。
当时江南官绅士大夫三日一宴、五日一请，穷极豪奢，已成为一种风气，并非个例。
像有个叫周子俶的人，爱客好酒到什么地步呢，是至售卖田庐而不顾，当时是梅村有诗嘲之。
陈确在《先世遗事纪略》中自述他的曾祖鸣梧公是“豪饮落拓，不问家人产”，祖父理川公亦是如此，相当慷慨好客，经过经过两代人的大肆挥霍，不错的家境，是彻底家道中落。
到了陈确父亲之时，家产仅仅分到一亩七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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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明朝大儒归有光，后人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穆宗在位时还担任南京大理寺丞，可以说是标准的官宦家庭，给后代留下了不少基业。
结果因为儿子“好客”，百亩家产几经耗完。到了曾孙子归庄生之时，其母亲回忆已是“家无一亩”了。
晚明江南文人结社大搞盛宴，更是将这种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自崇祯二年到六年间，先后有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诸举，当时“复社初起，四方造访者，舟楫相蔽而下。客既登堂供具，从者或在舟中作食，烟火四五里相接，如此十余年无倦色。”
像这种宴会，往往是水陆山珍应有尽有，一席之费，消费基本上是普通农家数年之食，真是令人咋舌，难以想象。
像这种不良的奢靡之风，甚至都延续到了清朝顺治年间。
明朝自中叶以后，尤以江南为首，为何会出现这种病态的奢靡之风呢，原因是多重的，像隆庆开关，使大量白银内流也是一大原因。
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之下，滋生出奢靡之风，正所谓温柔乡英雄冢，其形成的恶性反应，无疑对于南明来说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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