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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奇峰
【曾奇峰:偷窥与人性】前一段时间,有几本涉及隐私的书卖得非常好,洛阳纸贵,阅者无数 。六年以前,一部好来坞名为>的电影,也是风靡全球,获得了创纪录的房票收入,影片的内容也涉及到隐私 。隐私的卖点如此之好,其原因也许比隐私本身更加精彩有趣 。
叙述了一个偷窥者的故事:他叫洛纪,男性,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是一幢供出租用的柱形大厦的主人 。他花费巨资秘密地在大厦的每一套房间的客厅、卧室甚至厕所内安装了摄影机镜头,他则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着数十个电视机的荧光屏,将任何一个家庭所发生的任何事件尽收眼底 。
这是一幅典型的心理变态者的形象 。但我们如果说偷窥是洛纪一个人特有的爱好,那实在是冤枉他了 。影片里有两个情节可以证明,偷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爱好或者说需求 。一是在女主人公嘉丽的房间里,一位看上去绝不象喜欢偷看他人隐私的淑女,用望远镜看见另一幢楼房里一对夫妻的“写实”镜头时,竟然高兴得大声惊叫起来,其他人也是蜂涌而上,抢着去看这精彩的一幕,生怕错过了机会;虽然有人在此时高喊这样做是变态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是如此地不合时宜,倒反而显得不正常了 。正常和不正常往往就是这样转换的 。二是当嘉丽象洛纪一样坐在数十个荧光屏前目睹芸芸众生的家庭生活时,她的表情变化无常,时而忧伤,时而喜悦,时而愤怒,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化,就是她自始至终都很投入 。这无可争辩地证明,她也“好这一口 。”
但毕竟洛纪是变态的,我们可以戏称其为“职业偷窥者”,因为他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偷窥上,远远多于象嘉丽这样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偷窥的“业余选手” 。
能偷窥到的内容是决定偷窥者动机强弱的关键因素 。如果偷看到的全是吃饭聊天、洗脸刷牙之类的琐事,那偷窥的愿望就会大打折扣了 。只有在能偷看到那些每个人都会做、但没有一个人会在别人面前做甚至在别人面前谈都不会谈的情节时,偷窥者才会乐此不疲,如影片中的夫妻性生活、年轻女人自慰、继父调戏继女等等 。
偷窥的内容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据说在文革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贫,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好一点的东西吃,所以一些无事可做的老太太们就常常把她们的偷窥的镜头聚焦在左邻右舍的炉灶和餐桌之上 。在有所发现时,她们也会或小声或大声地互相转告:“李家屋里又在煨汤” ,或者“张家屋里又在烧鸡” (这些话用黄陂方言念,更是别有一番风味),语气中混有艳羡、嫉妒、惊奇甚至仇恨等多种情感,仿佛要将这些情感作为作料加到汤或鸡中,以便为不那么有名的湖北菜系增加几道比豆皮更有名的地方名吃 。
好在这一切已经是往事了,现在你只要不把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摆上餐桌,没有人会对你吃什么感兴趣 。
但人对性的内容的偷窥兴趣,却从来没有减弱过 。从人的需要的阶梯形结构图看,对性的需要位于最低层,在此之上依次为安全、归属感与相爱、尊重的需要,最高层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一般而言,越是底层的需要越接近动物性的需求 。也就是说,人对性的需求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决定的,是造物主在我们的身体里安装了指向性的发动机 。千万年来,这台发动机的马力从来没有下降过 。这当然是人类能够繁衍至今的最直接的原因 。但是性绝对不仅仅是生理结构决定的,人类在性的问题上打印下的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比在其它任何事物上都鲜明深刻得多 。
几百年以前,居于深闺的女子的脸蛋是绝对不可以让外人看见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使脸也成了偷窥者的目标 。随着社会的进步,让偷窥者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就象女性在夏天穿的衣服一样,越来越少了 。在比基尼岛上的蘑菇云升起后不久,偷窥者的兴趣就集中在三个点上了 。如此下去,不知道偷窥作为一门“职业”会不会最终消失 。
偷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 。影片中那位调戏未成年继女的男人,就是因为洛纪的揭露而停止了他的罪恶 。洛纪因此洋洋得意地说,“应该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家庭都装上摄影机镜头” ,以便减少暴力和犯罪 。
但是,不论偷窥有多么广泛的人性基础,也不论它能产生多少积极的社会效果,洛纪式的偷窥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影片的最后,嘉丽用手枪将所有的荧光屏都打碎,在偷窥和保留隐私之间,她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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